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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正来：批判是学者介入时代的最好姿态（200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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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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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的学术活动非常多，我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可以接到3到4个邀请，根本来不及应付。你今天在学术会场上看到的是这些人，明天也还是这些人，上午讲这些话，下午跑到另外一个会场还讲这些话。对于这种反学术的‘学术’活动，大家都心照不宣。从78年到80年代末，十多年过去了。但是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传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我们在学术上依旧没有我们自己的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正来与一些学术同仁从92年开始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然后又于94年开始创办《中国书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使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在一个规范的意义上建构起自己的学术传统。这两本刊物都是“学在民间”的产物，不仅在大陆开创了匿名评审制度，而且也强烈主张学术的形式规范。这就是当时掀起的讨论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运动。在邓正来看来，这正是反对当时“学术消费”所应该采取的行动。
到了1998年，邓正来进入一个长期的闭关状态，“哈耶克的研究就做了8年，其中5年是完全闭关的，就是不接受任何国外的邀请出国参加学术活动，不参加国内的学术界的任何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的约稿。这就是所谓的‘三不’原则。我只埋头做自己的研究，实际上这也是在表态：我要跟‘学术消费’真正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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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内的体制外”
19９０年代中期，邓正来终于结束了寄居于各个地下室的生活，住进了“六郎庄”一套农民自己盖的房子里。在那里，很多大学生跑去跟他读书，而“六郎庄读书小组”是最著名的一个小组。许多现在卓有成就的学者都是当时这个小组的成员，比如张小劲、景跃进、郑戈、赵晓力、强世功等。而他日常的工作，主要还是读书和编杂志。
到1996年，《中国书评》总共出版了10期，刊物停办了。之后，他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并对哈氏的理论进行了详尽的研究。
2003年，邓正来刚好完成一本关于哈耶克的研究论著，受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之邀去吉林大学访学几天。也是在此行，他接受了张文显的邀请进入吉林大学工作，前提是要遵守他提出的“二不原则”：第一，他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他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自此，他终于结束了18年的“学术个体户” 的身份，进入了体制，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
国/学/参/考
就这样，他保持了一种体制内的体制外的身份，批判的立场并没有受到影响。进入体制三年来，他批判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种种弊病，反思了知识生产机器的“宰制”，并且直指中国博士招生制度。每每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就会引起学术界讨论纷纷。
邓先生曾写过一本小书，叫做《小路上的思与语》。他在序言中说：他是在走一条小路，而这条小路始终是对大路的批判。这条大路就是主流，就是以集体性方式表达出来的东西，而不管它是左的，还是右的。他对这个主流的东西都要进行批判。
与此同时，他也尽力做好自己老师的角色。吉林大学给他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他几乎每个月都要去给学生上课，而且每次去都要讲一周的课。“在目前整个中国的环境中，学生是一个特别怪异的群体。实际上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地位却非常低，甚至没有人给他们讲课。我就是想通过这种讲课的方式来尊重他们，也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老师，像一个好老师。所以，只要学生邀请我去讲学，我总会同意。”
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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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周刊：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邓正来：我认为最难的还是自己。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独立知识分子需要真正地建立起独立的品格，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外部性的问题，即国家的相应制度安排能够使知识分子得以独立，比如说大学自治，出版自由，也就是允许学者自己去办学术刊物等等。当然，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知识分子自己，否则就算有了外部条件，知识分子也可能与经济场域共谋，与日常生活场域共谋，与其他任何场域共谋，而这些都会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掉独立性。
人物周刊：那么独立知识分子的立场应该在哪里？
邓正来：知识分子始终是批判主流的，尤其当这些东西被集体性的方式来运作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中国实际上到今天也没有摆脱类似于文革的集体性运动，而且学术生产也常常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是集体性的生产方式。实际上，这种集体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本身就构成了主流，而知识分子的基本使命就是对主流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使主流不能成为一种当然的主流。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这个，否则要知识分子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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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来养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这么高的待遇和条件，为的是什么？不是让知识分子来说国家好话的，而是为了让知识分子更好地以学术的方式批评国家和政府，我认为，这正是国家和政府本应具有的大智慧之所在。知识分子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如果不去批判，知识分子就是失职，就是在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犯罪。
人物周刊：平时看您的文章，觉得多是在学理层面上的批判，似乎很少直接涉及现实，为什么给自己划定这样的一个范围？
邓正来：这是我个人所认为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之所在。学术研究确实与现实会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同样可以构成对现实的批判。
人物周刊：公共知识分子就更愿意参与现实。
邓正来：我并不是说这些向社会问题发言的人不重要，但实际上我本人不是很赞同这种划分。一个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虽然很少直接对社会公共事件发言，但也可以以另一种隐晦的、更隐蔽的的方式对公共事务发表更深刻的言说，也就是可以对构成这些社公共问题的制度性前提或结构性因素发言。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来说，这两方面的知识分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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