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燕园:为沈宗灵老师执教50周年而作评（上）（200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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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燕园:为沈宗灵老师执教50周年而作评（上）（20060817）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母校的百岁华诞刚刚度过，转眼又将隔海纪念导师执教50周年了。50年，即便在现代条件下也是一个足以覆盖大半人生的长久时期，一个人如此恒久地专注于一项事业，何其不容易，这纪念不用说是相当难得的。《圣经》中将50周年作为具有神圣意义的禧年，《旧约·利未记》中便这样引述摩西的话说：“第50年是你们庆祝禧年的时候”，“你们要在境内吹响号角，这年成为神圣的禧年。你们要释放所有因钱债而为奴隶的；豁免一切公私债项；卖去田产的要重新得回自己的产业。”人们大多知道美国费城的独立广场上有一座著名的自由钟，其来历就与此相关。它本是18世纪的宾夕法尼亚总督威廉宾为上即铸有《利未记》的如下经文：“PROCLAIM LIBERTY THROUGHOUT THE LAND TO ALL ITS INHABITANTS”。自由钟之名乃由此引申而来。在纪念导师执教50年之庆的时候，回想于燕园受教的难忘经历，我也自然联想到了自由钟，并以此引发一些有关的随想。我想说的，就最深刻的层面而言，我对沈宗灵老师学术精神的认识，应该就是他对学术自由的极有个性的追求。

　　此一个性不是别的，恰恰就是严格地循规蹈矩。自由、个性、规范，这些不同概念在沈教师的毕生学术追求中得到了一种富有特色的完美结合。凡了解沈老师的人都会同意，作为一个法学教育家，他堪称严定学术规范与社会规范的楷模。沈老师能够成为这样的楷模当然有其自身性格、经历与修养方面的特定背景和原因，而这些方面却是作为学生所不应妄议的。对于我，沈老师这种极有个性的言传身教是使我受益良多的一个重要存在，它使我由之而切身体会到，仅就学者的个体实践来说，学术自由是一个需要怎样的途径和努力方能实现的境界与追求。规范与自由的关系是一人很大也很难论证的法哲学题目，学术规范与学术自由的关系也可以言人人殊，这里姑且不作理论表述。然而以沈老师的学术实践而论，我们都可以作这样两方面的见证：作为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前辈学者，沈老师一方面的确表现出比别人更严格的自律（借用哈特的说法就是对规则更自觉持有内在观点），而另一方面他与同代学者相比较也的确实现了更大程度的学术自由（以得到著述表现的成果而言）。我们多数人都承认严守规范对于学术自由的重要意义，而与沈老师的区别则在于我们没有达到他的严格程度。我们今天纪念沈老师执教50周年，其意义之一或许就在于我们希望以他为楷模，尽可能像他那样严肃地对待教育、学生和人生。国_学_参_考

　　初识沈老师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记得是在刚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法律系开会，由两位教授分别向教师和77、78两级学生作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告，一位是王铁崖先生，另一位就是沈老师。沈老师介绍的是他代表中国法学界首次参加世界法哲学大会的情况，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除了听来浓重的浙江口音以外，是在看似严肃的外表下偶尔流露出平易的幽默感。例如沈老师故意提及，他因故迟到，而到会以后才得知大会主席是一位女士，因而对发言前的致辞称谓甚感踌躇，临时翻检字典也未找到合适选择，最后却在登台那一刻随机应变搪塞过去了。会后同学间有一种传言，说这次大会的中国名额本来是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尽管该所学者对其高校同行一向持评甚严，唯对北大的沈宗灵先生颇多优礼，所以又将这一名额转让给了沈老师。任何传言大抵皆有失准确，我后来自然也一直没有就此向沈老师核实，当时姑妄听之，此时也姑妄言之罢。然而自那时以后，这位使我印象深刻且在传言中略显神秘的老师却一连几年杳如黄鹤，再也见不到面了。直到本科最后一年，我见选修课中有沈老师讲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便毛遂自荐当了这门课的课代表，才算有了多年难得的受教机会。而拜“文革”浩劫之赐，彼时我年已28岁，到了苏东坡的父亲开始发愤读书的年龄了。《三字经》语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沈老师当可证明，我那时的确也是大有一番发愤之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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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修西方法哲学课的同时也恰是准备报考研究生的时日，我于是在一次课后向沈老师小心表示了有意投师的愿望，未曾想到沈老师听罢竟报我以一种相当怀疑的目光，说他从不鼓励学生报考他的研究生，对我当然也不例外，沈老师还反问我说，听说你在本年级中是学业不错的学生，为什么不选择国际法或经济法这样实惠的热门专业？年轻人切忌心血来潮，何不为自己今后的职业生涯慎重考虑？这番表态令我既觉意外又感挫折，是我与法律系众多师长的接触经验中从未有过的特例。而本科期间我学得最有兴趣的两门课就是民法和西方法哲学，民法当年又无招生计划，我便只好硬着头皮逆颜而上了。寒假中我与石泰峰同学冒雪逐一拜访法理教研室的各位老师，面对着我们此番程门立雪的拳拳之心，沈老师却仍是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淡态度。当时心想，即使得以忝列门墙，这从师就教的日子恐怕也好过不到哪里去。有此最初经历，所以当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时，每逢听到年轻的学弟们纷说沈老师极难接近而我当初却有幸得免冷遇，我就要一边解释事实并非如此，一边告诉他们：以我自己的体会，所谓亲师重道的要诀除了硬起头皮以外别无他法。

　　为时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就是在这种顾虑这下开始的。当时沈老师是与张宏生老师名义上合带研究生，但实际上二人有所分工，张老师负责81级、沈老师负责82级，因此我与石泰峰和姬敬武便成为沈老师独自带的第一届研究生了。对我们来说，沈老师的外表依旧严峻得不可亲近，但的确不难感受到他内心中对学生的那种极端认真负责，当然这并不表明他当时对我们个人有何好感，而是沈老师一以贯之的职业态度。坦率地说，至少在研究生的第一个学期里沈老师仍然对我们抱有某种堪称冷峻的怀疑和考察态度，他显然怀疑我们自称的法理学兴趣是否真诚和强烈得足以耐得将冷板凳坐久，同时也在暗中考察我们各自的理论资质和学术准备是否足以不浪费他的栽培苦心。面对这样的导师，我们每次上课都不免诚惶诚恐。然而也正是由于“文革”经验的缘故，我们毕竟都已具有一定的人生历练和独立见解，自我意识不但不会在导师的威严面前被彻底压倒，反而时时难免出现不同个性与思想的摩擦甚至撞击。因此随着接触的增多，师生关系也逐渐得到磨合，借用社会学的说法这便是“互动”了。大概也是因为我较另两位同学略为年长些，所以我可能较早感觉到我与导师之间关系的明显变化，尽管就个人的风格气质而言，我与他的师生反差或许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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