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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燕园:为沈宗灵老师执教50周年而作评（下）（2006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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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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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作为治学严谨而又身居学术领导地位的前辈，沈老师对后学怀有严肃的责任感和期许，欣慰于我们的每一个学术进境。他曾告诉我，每次参加法学会议都留意寻察学术新秀，有时甚至专门为此才去开会，例如1986年在苏州召开的全国高校法学会议。在那次会上我与季卫东同学合作发表了《系统方法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及其局限——兼论法学方法论问题》一文，读者一般关注的是我们对将系统论方法引入法学研究的讨论，也有一些读者注意到我们提出法学研究应区分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以及倡导法社会学的观点，只有两个人敏锐地察知文章的深层意义还在于提出“实践法学”的命题和初步论述框架。一个是法学所的梁慧星老师，他后来曾问过我是否就此展开了进一步工作；另一个就是沈老师，但我当时并不知道。两年后我开始读在职博士时，一个导师问起我有无可能将实践法学的构思写成书。我说，一种尝试性的理论探讨需要反复的知性刺激砥砺，而教学正是其最好机会，如果1985年我毕业后在讲西方法哲学的同时也讲法理学，那么几年下来可能就会磨出个东西了。我没想到这番顺便回答竟使沈老师顿足起来，连说看来这真是一大失误，当时只考虑各教研组织之间的工作平衡，才让我兼讲概论，现已时过境迁后悔莫及。沈老师那种发自内心的慨叹使我极受感动，因为我意识到，导师对我的责任感和期待心比我自己犹有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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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书人传统上于师长有尊亲之别。例如钱钟书先生便自道对他的清华老师吴宓先生“尊而不亲”。或许沈老师也难免使学生作如是观，其实他内心中的人情味是相当厚重的，只是由于性格与经历的缘故，他不愿也不善表达。最了解这一点的人自然莫过沈师母了。一次我去见导师，师母趁他未归之际抓紧时间对我说，你们可千万不要误解他呀，他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人，脸上严厉，可为你们是真操心，有时候急得晚上都睡不好觉啊！诚哉斯言。就我个人来说，初入导师门下时确曾心怀忐忑，但不久就心理距离就开始逐渐拉近。1983年底我到福建探亲，旅途中读了王蒙先生的中篇小说《杂色》。作者以一匹历经坎坷的老马为象征，用意识流笔法把自己的大半生复杂感受抒发得淋漓而深沉。阅读时我总是不自觉地想起我的导师，掩卷沉思良久，回来后就向他极力推荐。沈教师不动声色地听了半天，最后表示愿意一读。我不知道他如何理解这篇作品以及我的推荐意义，但在我则是某种主动的亲师姿态，它表示我愿望并能够理解前辈师长。几年后于苏州开会时，一次在虎丘山上，沈教师突然用从未有过的感性口吻向我讲述他少小离乡求学时的感受。我既没想到沈老师内心中深藏着这样的诗意情怀，也没想到严肃多年的导师有朝一日会向学生稍启心扉。我几乎是受庞若惊，尽管一句话也没有说，此一情境却注定成为记忆中的珍贵一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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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还要说，尽管有着严肃的个性基调，作为一个善良而有智慧的长者，沈老师于幽默感是绝不缺乏的。切莫以为我们在导师家上课的气氛始终如入学时那般凝重。在逐渐熟识后，随着心理的放松，喜剧性场面也便迭而有之。须知沈老师有一大排解不开的季节性苦恼来自他的口音，每年秋冬给本科生授课时都会不招自来。有次我们去上课，正逢沈老师授课归来，一见面就意态不平地要请我们作裁判，说他在讲马里旦的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时，学生们因听不懂口音反响强烈。我们问是哪些话听不懂？沈老师举例如“人权”与“神权”。于是我们请他用自认准确的发音再说一遍，然后不得不告诉他两者正好说了个颠倒。望着沈老师气馁之余又自我解嘲的样子，我觉得这个中的人神妙处真是难与君说。西方法哲学是让一般学生望而生畏或生厌的课程，我在讲课时借用三国人物杨修的话将之喻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沈老师闻言亦颇欣赏，谓国际法经济法乃鸡胸脯鸡大腿也。另还记得某次上课时，沈老师正为出国访问办手续到处碰壁而恼火，对我们认真抱怨说，这些机构其职责本是为教员工作提供方便，但只要你有事去办就一定会体会到，他们其实“旨在为你提供麻烦”。我当时被沈老师的这番幽默引得大笑不止，只是到了后来，当罗豪才老师为我安排的巴黎大学比较法博士项目被学校师资科卡住，北川善太郎教授为我联系的京都大学比较法博士项目被国家教委卡住，我才体味到这幽默也真是一种不堪随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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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杂写了以上不少，但似乎还应就沈老师的学术思想方面谈一点我的认识。只是因出国日久，手头缺乏必要的参考材料，所依凭的便只有印象了。我想从一个作为背景的话题谈起。记得是在1988年春召开的“两会”上，人民大学的戴逸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叫作“哲学的贫困、历史学的危机、经济学的混乱、法学的幼稚。”法学界为之深受刺激，在当年我参加的几次会议上这都成为热门话题。平心而论，戴先生此说虽欠严谨却有些传神，大体上也为法学者所私下接受。至于幼稚的主要表现，法理学恐怕要首当其冲，那似乎是指从总体上说学术积累和创造较少，理论思维水平较低，与实践问题对话能力较弱，学术规范尚示成型，研究方法和逻辑命题陈旧等等。之所以有此局面，社会政治方面的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显然最为重要，对此人所共知无须赘言。当然，那本应由政治决策者所负的责任却因此一变而为要由法学家所承担的难堪声誉，这却是很不公平的。我当时有意回避与沈老师论及此一话题，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一向内敛寡言的沈老师曾有两次表现出强烈的激愤之情：一次见诸公开场合，那是在1986年底的某次教研室会议上，沈老师在回顾“文革”浩劫时有过难以自抑的情感爆发；另一次则是在导师家里，他指着不得不束之高阁积以多年心血的大量译稿（其中就有凯尔森的巨著《纯粹法学》）对我以身说法，那种不堪回首的痛心之态使我深感震动……似此对待法学家及其工作成果，欲求法学之成熟岂可得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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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一个背景下来认识，沈老师多年的艰辛工作及其对中国法学理论的独特贡献便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他的教学和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即当代中国法理学、现代西方法律哲学和比较法（总论）。后二者既是沈教师于“文革”后在国内高校的首创课程，其研究成果也是国内学术界的相应开山之作。他在这两个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建设具有虽然间接但却重要的意义，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法学研究的封闭状态，为法学理论的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沈老师有关中国法理学的直接理论工作主要体现为他先后主编的全国高校统编教材《法学基础理论》和《法理学》，以及国家七五科研项目《法理学研究》。以我个人的体会，沈老师对中国法学理论的最值得称道的贡献，是他有意识地将分析法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成功地借鉴了以英国法学家哈特为代表的战后西方新分析法学派。我的这一说法未必会得到沈老师本人的同意，因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所借鉴的不只分析法学一家，而且其借鉴目的也是要建立具有综合特色的中国法理学，其证据之一，乃是他为研究生讲授西方法哲学时特别选用了博登海默的《法理学》作主要教材。博氏此书即以“统一或综合的法理学”自况。然而比较起来，使我印象较深的还是沈老师对新分析法学的成功借鉴，允我举例说明上述看法依据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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