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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腾：古代神话还是现代神话？(下)(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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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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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星亮先生的《中国图腾文化》一书是国内外第一部中国图腾文化专著，其资料的丰富性和内容的翔实性使此书具有了较高的学术价值。然而它用图腾学说来解释古史、民族学以及考古发现中几乎所有的宗教风俗的做法似乎很难让人信服。例如建立夏代的夏人的图腾一直有龙说、石说、熊说、鱼说和薏苡说之争，何星亮先生则不偏不倚，一以概之地说“……大概其中一种是民族图腾，其他则为氏族、胞族、部落或家族图腾。”在说到建立周代的周族人的图腾时他又说：“或以为是龙，或以为是鸟，或以为是龟，或以为是麒麟，或以为是犬，或以为是熊，或以为是天鼋，或以为是‘稠’，或以为是虎。可能其中一个是民族图腾，其它则是氏族、胞族、部落、家族或各姓氏的图腾。”（340页）这种缺乏科学依据的、想当然的论证十分典型地代表了学者在运用图腾学说时所体现的盲动性和功利性。
遵照国外某些学者的观点，中国学者也认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当是中国图腾文化的发生和繁荣时期，而新石器时代则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这样就又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所谓的“衰落时期”发现了大量经论述与图腾有关的彩陶纹样（或是造型艺术），而在所谓的“发生”、“繁荣”期则没有任何同图腾有关的遗迹发现呢？而旧石器中、晚期的考古遗址在我国不仅不是空白，反而有大量的发现，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没有任何图腾的痕迹可寻呢？既然新石器时代是图腾的“衰落期”，图腾又是怎样没落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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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图腾是这样“没落”的
认为图腾发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没落于新石器时代是苏联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等人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图腾的发生时间应该是旧石器时代晚期，即以克罗马农人为代表的新人阶段。无论是哪种观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认定新石器时代是图腾的没落期。
实际上，能够证明旧石器时代图腾特点的文化遗物并不太多。欧洲的洞穴壁画曾被有的学者认为与图腾有关，还有的学者根据莫斯特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有意识地安放的洞熊颅骨和肢骨以及培葬的山羊角，证明旧石器时代业已产生了图腾。然而，新石器时代已发现了大量被认为与图腾有关的遗迹和遗物，可学者们却将之认定为没落期，原因是什么呢？
最初，欧洲的学者们在创建图腾学说的理论基础时大量引用了北美印第安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民族学资料。在研究中学者发现，图腾制度在这些美洲和澳洲的土著人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占据着主导一切的地位，因此，他们就推断这可能意味着图腾的衰落。而这些土著民族的社会发展程度与历史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相当，因而新石器时代就被推论为图腾没落的时代。既然没落了，在它之前就必定是一个繁荣期和发生期，这繁荣期和发生期自然应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中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而之所以在所谓的“繁荣期”没有发现确凿的丰富的图腾资料，理由是——也只能是年代的久远。无论如何，只有这种线型组合排列才会为那个年代的人们所接受，这符合当时西方的流行思维——进化论思维。
国/学/参/考
图腾就这样在一种似乎是人工操作的背景中于旧石器中晚期、中石器时代“兴起和繁荣”，并于新石器时代“没落”了。
这颇有点像一场在开始之前结果就被赞助商和举办者预设好了的体育竞赛的味道，但是，已经发生的历史毕竟不是将要发生的事实。我们也许可以人为地操纵未来的某些事情，但我们一旦为已经发生了的业已模糊了的历史作设置，就很容易弄巧成拙，这种设置因为是人为的设置而使自身的呈现远离了历史，换句话说，我们似乎有意将真实的历史丢弃而制作了赝品的历史。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状况，乃是因为人们常常会比喜欢真品而更喜欢赝品。这是人类的弱点所致，真正的史实往往因为缺乏人们想象中的逻辑——比如进化——而倍受诘难和怀疑，而赝品的史实亦即人工的历史则因迎合了学者或是被学者所引导的大众的想像力而被迅速接受。有关图腾从兴起到没落的这种公式的发展过程也是如此。举苏联图腾学者S·N·布伊哥夫斯基为例。他主张图腾制发生于旧石器后期，于新石器时代崩溃。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正是图腾制的反映。如果和澳洲人的武器用具等作一比较，旧石器晚期比澳洲土著的原始性显然要深。澳洲人已使用新石器时代典型的磨制及穿孔石器，北美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已有了社会分工，私有制的萌芽也已出现，旧石器时代的遗物所表现的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北美和澳洲土著，因此，澳、美土著人的图腾制度已属没落的形态，仅仅具有巫术的禁忌和祭祀意义。从他的理论中，我们不难看出那种设置的痕迹。美国学者摩尔根（L·H·Morgan）经过对印第安人风俗的实地考察得知，北美易洛魁人采用作为部族名称的动物，如狼、海狸、山鸭等，在他们的经济生产上，并不占有重要的位置，仅有仪式上使用的性质。他的发现本来应该为学术界澄清迷雾，然而，作为一个社会进化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也终于未能摆脱观念先行的习惯。于是他在匆忙之间急促地得出结论，认为这种图腾现象只能视作图腾主义的残迹，不能和氏族制的经济结构混为一谈。（图腾艺术史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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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挑剔摩尔根那个时代的学者——包括摩尔根本人。当时，当进化论诞生并迅速传播的时候，整个世界是怎样地为之震动，而世界上的学者又是怎样地为之鼓舞和心潮澎湃啊！我猜测，当时学者的精神状态有点像上世纪初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面世使他们在迷茫中找到了拯救世界的真理，狂热和激动使他们马上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参照世界上一切事物和一切行为的准则，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进化论”对于摩尔根那个年代的学者似乎也有同样的感觉，一种找到了学术研究的指路明灯的感觉，也是放之学术之四海而皆准。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当时的人类学研究中人们一有新的发现马上就迫不急待地为它排列上进化的公式了。
显然，在发现并考察了澳洲人和北美印第安人的图腾制度之后，理智而严肃的做法首先是面对事实上的民族学资料背景将图腾制度置于整个这种大背景之下同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一个综合的横向的比较研究和考察，而不是急切地为其作纵向的时间上的推理和想象。正如摩尔根所发现的那样，图腾制在土著人的生活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那么我们就应利用已有的现实的资料作更多的深入的研究，看看他们生活中的重要位置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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