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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国特色的古代社会（200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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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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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凤瀚谈《商周家族形态研究》与中国古史研究
时间：2005年1月27日，2月14日
地点：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
朱凤瀚，江苏淮安人，1947年生于北京。1988年在南开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0年任教授，1995年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1998年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2000年任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现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先秦史、古文字与青铜器研究。著有《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初版，2004年增订。）、《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先秦史研究概要》（与徐勇合作，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并主持编辑了《西周诸王年代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
朱凤瀚 侯艺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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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以下用■代表）：朱先生，看到您的这本新书，我很感慨。12年前您接受采访的时候，送我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十多年的时间，您还在修订一本书，这种学术精神，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这么一个学术氛围中，实在太罕见了。从这本书第一版出版，到现在已经14年，现在您如何评价自己这本书的价值？或者说它的学术史意义？您这次的增订本，是否对书中的某些具体观点有所修正？
朱凤瀚（以下用□代表）：学术史是个大范畴，个人著作只是其中一个体现。这本书的写作背景，反映了一个史学研究的时代氛围。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选这个题目，所得出的认识则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变动，学术界也产生重大演变的那样一个学术背景是分不开的。当时是那样一种形势，史学研究范畴由传统的比较单一的政治史、经济史扩展到社会史，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变化，由原来的史论打头、史料作注，转向更加注重“实事求是”，重视“论从史出”，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有价值的新理念被引入。这本书原先的一些具体看法，未必都是允当的，但着眼点在选题，在于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如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中的血缘组织及相联系的宗族观念的作用；在方法上，是在先秦史研究中，注重多学科交叉，多种史料的参照运用，这对于激活中国古史研究是有促进作用的。这本书当然也有缺点，但是它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还是被大家承认的。这本书特别为十余年来青年学者所瞩目，得到他们的赞许，可能正是因为上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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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同意见？或者说学术批评？
□：当然有，但一般都是较微观的。比如有几位学者就曾指出了本书中对甲骨文与西周金文及文献的某些理解问题。
■：为什么选择在原来的篇幅之外，又写续编的形式呢？
□：这本书出版社约了我好长时间，2002年就和我说，但就是没时间来做这个工作。原来出版社是说再版，我想再版没有什么意思，还是做个订补。对上一版，我做了部分勘误，主要是改了一些文字与文句上的硬伤，包括这些年来其他学者在论文中指出的不妥之处，和自己发现的错误，特别是一些古文字释文的错误。同时加了不少插图，没有图读者检索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原来的框架没动。这个原因，倒不是说学术思想没有发展，也不是说没有新的学术发现，而是觉得当初研究时的基本思路和这本书的基本构架，好像没有必要做大的修改，一些主要观点，比如商周家族基本形态特征与对商周社会的作用等等，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这本书反映的是我当时的学术思想———今天再重新审视，感到不必做大改动，实际上也还是在这个课题上做了反复的思考后的认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我个人来讲，也有点学术史的味道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么多年还在这一个题目上做研究而没有脱离开，还在修订，这才是做学问的精神，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吧。
国学参考
■：续编的集中写作，听说就是利用前年闹非典的那一段时间了？
□：是这样的。2003年“非典”期间，SARS猖獗。4到6月间，我们馆闭馆，社会活动也骤然减少，我哪里也去不了。非典对我们国家当然是一场灾难，但对我，倒是意外得到大概两个月时间，能比较安静地做了修订，写出了续编。
■：增订本的具体观点，是否也有修改？有所发展？
□：具体观点当然有修正，比如对商晚期“臣”的看法，现在看，称“臣”者未必皆是奴隶，而可能是最初的家臣，为贵族服务的家臣，西周时这种制度又得以有更大的发展；而眉县杨家村窖藏青铜器资料则加深了对西周贵族家族的认识。再有就是几个商周大墓地的发现。春秋以前，墓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家族结构与等级状态，最近几个大墓地的发现补充了很多材料。安阳花园庄甲骨发掘出的非王卜辞，很生动地反映了商代家族结构，使我们对商晚期出身于王室的贵族家族的规模与诸贵族家族间的等级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续编当中写出了我读了这些新资料后的认识。和其他断代史学不一样，这也是搞商周史的一个有利的地方，就是总有新东西出来。
■：从一个更大的学术史背景来讲，这本书似乎还不单是反映带时代性的研究范畴与研究方法变化，而且牵扯到对一些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看法的深入与研究态度问题。
国/学/参/考
□：是的，我在1978年春才上大学，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那时上课，教材讲商代是奴隶社会，讲大墓里的殉人都是奴隶。这都是正统的观点，我们当时也都相信。可是到1979年初，我为读研究生，开始钻研甲骨文、钻研金文，分析商晚期的墓地，看了很多原始的第一手的材料后，发现情况并非如此。我在读大学期间发表的《殷虚卜辞中的“众”的身份问题》一文明确指出了“众”的阶级身份应该是平民。作为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者是平民。那么这样的社会与奴隶社会应该是有区别的。史学的认识，还是应该从事实出发。这就促使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比如，70年代末以前讲国家，什么是“国家”？一是血缘关系变为地缘关系，由血缘统治变为地缘统治，居民血缘关系被打破，国家通过地域性的行政组织来统治；再有一个就是国家机器。这大致是对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基本观点的理解。当时讲到中国古代的国家，也这么讲。但中国商周社会早期国家的实际情况却是，国家虽建立，血缘关系仍然很强，贵族的家族势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仍然起很大的作用，家族主义很浓厚。过去讲中国古代帝王家天下，这个根，显然在商周。由家族研究来认识国家与社会形态，可以说是我当时研究中国古史的一个思路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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