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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学术成就（200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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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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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对百年中国史学进行总结，这是一件十分必要也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对过去的追述和对历史的思考，了解我们过去都做了些什么，考虑如何才能把史学工作引向深广，会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在的情形和未来的趋向，这其实是一项打好基础、在起跑点就确立优势的工作。面对百年这么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时间刻度，我们深感有必要总结这段时期的历史学。《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的面世，可谓适逢其时。这里，我从这套著作所体现出的五个“新”特征，谈谈它的学术成就。
新时代：20世纪的中国史学，是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型并迈向现代史学的时期。这种急剧而深刻的变革，不仅体现在史学成果的形式上，由一条又一条的札记变成了专题论文，由传统的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变成了章节体；也不仅体现在史学成果的内容上，在以叙述为主要方式复述历史、着重于弄清楚历史真相的同时，更多了分析的成分和理解的因素，历史由以描述为主，变成了以解释为主。而且还在于，史学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走出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阴影，实现了学科的独立化。
的确，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富有历史感的民族，有着丰厚的历史传统。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中，史书无论是部数还是卷帙，都毫不逊色甚至多于列在四部之首的经部之书。对历史的重视和史书的众多，乃至派生出“六经皆史”、“史外无学”这样的说法。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传统学术的层次结构和主从关系，在传统中国，占支配地位的其实是经学。13部儒家经典，花费了我国学者极多的工夫。一代代学子为应付科考、打基本功诵读的是这几部书，一代代学者注释疏证、考订辨证的主要也是这几部书，一代代帝王经筵日讲的也是这几部书。史书的研究如同其它古学的研究一样，都是经学的附庸。“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研究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 (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词》[Z].《胡适文存二集》[Z]卷一.合肥：黄山书社1996年，第3页)它们的差别，在于是作婢还是作夫人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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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近代化的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它的专业化。所谓的专业化，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确立学术的尊严，学者们树立起了学术本身就具有不假外求、独立自足意义的意识。一种学科，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本身就具有独立的价值，不再是在服务或服从学科之外的其它目的中获得意义。二是从混沌的潜科学的状态中走出来，按照现代学科的标准，厘定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重新划定各个学科的疆界。
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有通史，但更多断代史和专门史，诸如宗教史、哲学史、民族史、中外关系史、历史地理乃至历史哲学方面的著作，这正是史学专业化走向深入的表现。唯一的疑问或许出在《观堂集林》，这部著作除了《史林》14卷之外，另有《艺林》8卷、《缀林》2卷、《别集》4卷和《外集》。其实，内容的驳杂不过是表象，以序跋、札记形式面世也的确有因袭的成分，但实际上，《观堂集林》在同时期的所有著作中，是最富有近代性格和气质的，它是我国学术走进近代之后的一部标志性著作。王国维主张把学术当作目的，而不仅仅是当作手段，认为这是学术发达的根本所在。在他看来，一门学科要成为科学，就必须分类，划定学科之间的界限。在我国学术由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王国维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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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史料对于史学而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我们虽然不赞同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的极端说法，但史料的重要性是无可否认的。没有史料，史学就无从成立。正如梁启超所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9页)正因为如此，新的特别是重要史料的发现，往往会促进史学的繁荣乃至一门分支学科的成立。
在进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史学就因为史料的大发现，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缘。1899年发现的殷墟甲骨文和1900年发现的敦煌文书，在一开始就给新世纪的史学注入了活力。在20世纪中国的土地上，各种文献不断出现，但甲骨文和敦煌卷子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发现。经过持续百年的学术研究，甲骨学特别是敦煌学早已成为世界学林中的显学，而且，对其资料的运用和研究成果的借鉴，使得上古和中古史的研究面貌一新。
“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Z].《金明馆丛稿二编》[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6页)《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作为百年史学成就的代表作，它们的作者自然是取用当时的新材料、研究时代所面临问题的“得预潮流者”。有的人甚至以一生的精力，专一于先发现史料的研究，如李济、胡厚宣等人之于甲骨文，向达等人之于敦煌卷子。收录在《二十世纪史学名著》中的《安阳》、《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就代表了这方面的成果。
国*学*参*考
史学大家一个典型的特征，就在于他们对学术的发展异常敏感，能敏锐地意识到史学发展的方向，并自觉地参与其中，以独树一帜和令人倾服的成果，对后学产生“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的意义。他们开阔的视野和旺盛的创造力，使他们不可能因特定新材料的发现，而改变自己早已明确的学术发展路向，但他们总是自觉地利用新材料，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研究成果。《二十世纪史学名著》那些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史学工作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郭沫若等，都程度不同地利用了甲骨文和敦煌卷子的资料，也都因为取用这些新材料而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更加丰硕。
新视野：20世纪中国史学获得新的生命力的另一机缘，是国际学术文化的交流。得益于这种交流，各种各样的学理和方法传入，极大地开阔了史学工作者的视野，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和思路。正如陈寅恪早在1935年所说的：“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颓，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 ( 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Z].《金明馆丛稿二编》[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39页)脱离了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发生影响这样的背景，李大钊《史学要论》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以及桑西门、孔道西、鲍丹、孟德斯鸠、韦柯、理恺尔等人历史观、历史思想或历史哲学的介绍就没有可能，第一批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卓越成果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人的成就就，也同样不可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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