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2)(2005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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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2)(20050314)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到了50年代初，首先是郭沫若先生改变了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商代社会性质的看法，不但以为商代是奴隶制社会，而且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形态来考虑，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生产方式都是奴隶制[31]。随着郭沫若的这一改变，史学界一些学者明确主张夏代是已进入国家的奴隶制时代[32]。但夏代文化是什么，则是很不清楚的，因此范文澜先生在1954年再版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中，依据龙山文化层在仰韶之上，殷商之下，称之为“假设的夏朝遗迹”。诚然，当时史学界也有一些学者依然坚持盘庚迁殷以后中国进入文明时代[33]。所以，真正使中国文明形成的时间进一步向前推移的是郑州商城的发现和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掘。

　1959年夏天，为了探索夏文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徐旭生先生为首的调查组，赴豫西地区进行“夏墟”的调查，在河南偃师县二里头发现了面积颇大、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的遗存，他们当时就已意识到这一遗址的重要性，判断它“实为一大都会”，又由于它包含一些与二里岗文化相近的因素，因而认为它很有可能是“汤都西亳”[36]。二里头遗址发现后，从60年代初开始发掘至今四十年来，在二里头二期、三期、四期都发现有大型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还发现有铸铜遗迹、房基、陶窑、墓葬和青铜器等，所以二里头遗址从二期到四期都是作为都邑而存在的。国_学_参_考

　　关于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代的都邑还是汤都西亳的问题，以偃师商城的发现为契机，前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学者考虑到在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中二、三期间的差异，三、四期与二里岗下层相近，以及文献中偃师为汤都西亳的说法，认为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文化，三、四期是汤都西亳时的都邑遗址[37]。另一种观点认为，“郑州商城本身属最早的商年，而商城之下的诸文化层的下限乃属夏年”，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都属夏文化，并提出著名的郑亳说，认为商汤所都亳城是郑州商城[38]。此外，也有主张二里头一至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39]或四期为夏桀灭亡后进入商初的夏人文化[40]。还有认为二里头一期文化为夏文化，二期以后为商文化[41]。1983年发现偃师商城之后，一些原认为二里头三、四期为汤都西亳的学者，转而认为偃师商城为汤都西亳，这样，二里头文化或二里头文化的大部分时期均为夏文化，已为更多的学者所接受。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夏文化似乎还可以从二里头一期上延到“新砦期”[42]，新砦期文化上接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下连二里头一期[43]。根据这些，现在多数学者主张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时期的都邑[44]，于是中国古代文明也就可以上溯到夏代了。

国学参考

　　自70年代末以来就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或夏代之前，中国即已进入属于早期国家的文明社会。

　　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的时间远在夏代之前的论者，目前还不能说是太多，但有愈来愈增加的趋势。其中相互间也有观点的差异，例如，有大汶口文化时期说，也有红山文化时期说，不过，最多的则是龙山时代说。

　　

　　在80年代中期，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其后又将它们整理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产生”。
　　苏先生的“古国”“方国”的概念，似乎有点主观随意性。首先，由“古国”“方国”词汇的约定俗成来讲，通常人们所使用的“古国”一词，一般是既可以指夏王朝之前古老的邦国，也可以指夏商以来古老的国家。而“方国”一词，一般是指夏商周时期与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相对而言的各地方的国家，各地的方国与中央王朝的关系，有的服属，有的敌对，或时服时叛，十分错综复杂。仅以夏与商和商与周分别而言，商在尚未取代夏之前，商对于夏王朝来说是方国，但在灭夏以后，商就不能再称为方国了，而已成为取得正统地位的中央王朝或中央王国。周也是如此，灭商前的周是商王朝的方国，可称为“周方国”，灭商后，取代商的正统地位而成为中央王国。所以，苏先生的“古国”“方国”概念，若不放在他的说明下来使用，是很难理解的，很容易同一般意义上的“古国”“方国”的概念相混淆。其次，苏先生说“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说“方国”是大国。但又说“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所谓“方国”阶段似乎是指夏商周以来文明成熟的阶段，但又不限于这一阶段，因为它“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在级别上，它似乎以夏商周王国为代表，但又不限于此，因为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是“最典型的实例”。这样，我们就不知道所谓“成熟”“发达”“高级”的标志是什么？这也似乎有点概念的模糊和主观随意性。此外，以红山文化后期中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说红山文化后期已进入“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也是可以再探讨的。红山文化中的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等现象，主要属于大规模的宗教现象，这也是一种社会公共工程，而我们知道，在史前社会晚期出现不平等和等级的阶段，也即在笔者所说的“中心聚落期”或一部分人类学家所说的“酋邦”阶段，存在大规模的宗教遗迹和宗教现象正是其特色[49]，这也是作为由史前走向文明过程的机制之一，即我们应重视原始宗教和祭祀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种宗教性的社会工程，在“中心聚落期”主要属于自愿性的，还不能证明强制性权力机构的存在。所以，说红山文化已进入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还需要新的考古发现。国_学_参_考

　　1982年，田昌五先生发表了《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一文[50]，认为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形成应“在夏代之前的约一千年，从文献记载来看，大约相当于黄帝到夏王朝的建立。从考古资料看，大约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并提出这一时期，“就历史发展阶段来说应取名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夏朝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王朝”。李绍连先生在1992年出版的《华夏文明之源》中认为：“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中原地区有可能存在迄今古籍中找不到记载名称的若干小型国家。……华夏文明的起源亦应追溯到这些由华夏族最早建立的若干小国，因为正是这些小国构成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国家――夏的基础。由此，中国国家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开端也应比夏王朝的年代要早得多，应由距今4200年上推到距今5000多年前，提早近1000年左右”[51]。李学勤先生在1982年发表的《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一文中[52]，提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时间应当由国外通常所说的商代向前推移，对中国古代文明应当重新进行实事求是的估价。到1993年，李学勤先生在《论古代文明》一文中更进一步认为：“《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并指出，若“结合古史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过程有进一步的阐发”[53]。笔者在1992年完成答辩、1994年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一书，根据龙山时代在出现城邑的同时，也存在阶层分化的现象，认为在阶层或阶级分化基础上的城邑，不但起着设防的作用，而且在它的背后，也显示了人力、物力、资源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与组织管理的复杂，因而主张中国古代文明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应在夏代之前的龙山时代，这也是文献中所说的夏代之前即已形成的邦国林立的局面[54]。严文明先生1996年发表的《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一文，在叙述了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的聚落内部和外部的分化、大型祭祀遗迹现象、墓葬所反映的贵族与平民阶层的存在，以及龙山时代城址的情况后说：“中国原始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文明的起源奠定了初步的物质基础。直到仰韶文化后期，即大约从公元3500年开始，才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则加速了走向文明的步伐，有的地方甚至已经建立了最初的文明社会”[55]。1998年，在中日共同举办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严先生明确地说：“有国家才有都城，龙山时代既然有许多都城，就应该有许多国家，是小国林立的时代。……中国国家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应该追溯到公元前第3千年的龙山时代。起源地区也不限于中原，应该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而中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则是逐步走向多元一体的过程”[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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