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涉史学的困惑与感悟（200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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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涉史学的困惑与感悟（20050310）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作者：何和义(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

一、选择历史

当初决定报考历史专业的研究生时，从亲人到朋友，从老师到同学，劝阻的声音不绝于耳。而赞成，那怕仅仅是理解的声音寥若晨星、寥寥无几。虽然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但是这种境遇还是让我感慨良多。当一个人的行为与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价值判断标准不太符合，甚至相差太远时，他的这种行为就会受到来自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反弹力。世俗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出格的行为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似乎也可以验证为什么在中国的历史里改革家大多都没有好下场。

但是，就自己而言，对历史的那种喜欢、痴迷却是发自内心的。沉醉于史学的海阔天空，放飞想象的翅膀翱翔于古今中外，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诚如当初作出决定时在日记中写下的一段话：历史能够激发我的灵感，拓展我的想象空间，最大限度地挖掘我的内在潜力和实现我的人生价值。这是我做出选择的理由，也是我一直都在坚持的信念。虽然不够现实，也不怎么实际，但这深埋于心中的信念陪伴我走过了人生中一段艰苦的岁月。

二、感受历史

1．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传播

研究历史有时确实枯躁无味，尤其是搞古代史的。一排一排的竖体版，其中夹杂着众多现已少见的古体字，常常是看着看着就不知所云。我相信许多学者都会有同感。去年（2003）年底在广东省历史学会年会上，一位中山大学的老教授（蔡鸿生）就曾感慨研究历史极其枯燥无味，需要有坐十年冷板凳的功夫和精神。对于专业人士尚如此，更别说普通百姓了。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的问题。其实，真正引发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是去年（2003）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历史电视剧《走向共和》。这部剧在国内所引起的空前反响和讨论让我感到困惑不已。其实剧中所体现的那些所谓新思想和新观点，在史学界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来了，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那么，为什么还能够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呢？唯一的解释是我们的历史研究成果转化为普通百姓的历史常识太慢了，或者是我们的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传播严重脱节了。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研究者是不是都是关起门来作学问，一群人在一个小屋里争得面红耳赤，你死我活，而圈外人对此知之甚少。也不知道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否起到了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作用，还是仅仅作为一种应付考试的工具。最为关键的是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是否能及时吸取历史研究的重大成果并将其传播，还是陈年老调；对于史学界尚有争议的问题是否列举了各家观点，还是笼统地作一种解释。有些人认为中小学生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有限，把多种观点都列出来会让他们难以辨别而不易于接受。但是，我认为与其给他们一种定论，不如传授他们一种思考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而获得这种方法的最好途径就是让他们从多角度，多层次去思考和分析同一个问题。传统的历史教科书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对诸多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有失客观与公正，也回避了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而且，随着高考指挥棒的作用越来越大，历史教科书更多是扮演考试工具的角色，谈何趣味启发性。 zgwww_com

在这一点上，国内的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向经济学研究工作者学习。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受世界经济学界倡导的“趣味经济学”的影响，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如梁小民、茅以轼等也开始尝试以简单、轻松的语言叙述代替深奥的推理公式和数据模型，从分析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入手，告诉人们经济学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从而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引导他们思考生活中的经济学问题。最终达到了传播经济学知识的目的。其实，历史研究工作者可以学习这种方法，以一种更能让普通大众接受的方式传播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历史知识和历史文化的传播与历史研究是同样重要的，没有前者，后者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2．中国历史研究现状之我见

应该说，就研究中国史而言，从史料的占有到对史料的解读中国的学者比国外的学者都具有客观上的优势。照此推理，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中国学者的研究应该领先于国外学者，至少也应该是同步的。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很难判断中外孰优孰劣，也许这本身就没有可比性。但是，必然承认国外在中国史研究的诸多领域都优于国内。至少他们的研究相对而言更加全面、透澈，所做出的评价也较客观、公正。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内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滞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占有史料只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没有好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样不会产生好的研究成果。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的史学就体现了非常态发展。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下，史学界对当时的“五朵金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然而其正真成效如何。以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为例。其实，一直到现在国内外学者对何为“资本主以”尚无一个大致统一认可的定义，更别提“资本主义萌芽”为何物；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这种没有统一定义作为前提条件下的讨论，可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文革期间，影射史学随文产生，史学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严重干扰。文革结束后，史学界才开始反思传统的史学研究，并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做为一种研究理论和方法，而不是一种研究的指导思想；史学研究不是为现实服务的，更不是为政治服务的。至于引入西方史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则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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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直到现在不少史学研究工作者仍然是就史论史。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对政治学不通晓，研究经济史的对经济学原理知之甚少，论述人口学的文章对人口学的理论鲜有涉及。更多的是一群人基于有限的几条史料，争来争去，近似于文字游戏。

还有一种情况可能也没有引起国内史学界的注意，即不少侨居国外的华裔史学家学问作得非常好，成果也很突出。也许这仅仅是由于他们到国外接受了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而已，如果他们在国内也可以取得同样的学术成就。但是，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反思一下国内的学术氛围和学术环境，这对于人心浮躁和抄袭屡屡发生的中国学术界是非常有必要的。

3．学习和研究历史有的作用

我曾不至一次被人问过，学习和研究历史有什么用？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却又是非常难回答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答案是非常简单，但是以现代人的功利心态却是难以理解的。中国是一个史学源源流长的国家，历代史学大家对此问题都作出了解答。司马光曾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活，俾四海群生，感蒙其福"。梁启超也曾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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