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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我们（4）（2005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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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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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民主社会的成员应该尝试去成为的理想人物不是贵族的英雄个人，而是温和守法的，不试图比别人更强大或更光荣的人。又一次，正如在荷马那里，在这里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我们非常习惯于这样的观念，即一个人的行为是他自己的各种自由选择和各种环境的混合产物，他可以对这些选择负责但他无法为这些环境负责，因此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一种处境本身可以让一个人有罪。以俄狄浦斯的故事为例。有个人听到了关于自己将要杀父娶母的预言，他想要防止它成为现实，但是徒劳无功。一个现代剧作家会怎样处理这个题材？他会推论出唯一的让俄狄浦斯逃脱的方法，让他不杀任何人也不娶任何人。所以他会以俄狄浦斯离开底比斯而且做出这两个决定开场。然后他会让俄狄浦斯进而卷入两种处境，首先是他被一个人打成重伤，然后是他狂热地爱上一个也爱他的女人。这两种处境都是具有诱惑力，让他挣扎于为所欲为和改变自己的决定之间。他屈服于这两种诱惑，他杀了这个人并娶了那个女人，他这么做的时候自我欺骗并找了借口，也就是说，他不会对自己说，“尽管可能性很小，他们仍然可能是我的父母，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险。”相反，他说，“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我的父母，所以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不幸的是，那极小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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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福克勒斯那里这种事完全不会发生。俄狄浦斯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并与之发生了无谓的争吵，然后他杀了这个老人。他来到第比斯并解答了斯芬克斯的谜语，然后进行了一场政治婚姻。他对这两件事情都没有负罪感，也没有人预料他会有罪。只有当那两人被发现是他的父母的时候他才变成有罪的。他没有在任何时候意识到他被诱惑去做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说，“在那里他犯了致命的错误。”希腊的悲剧英雄的原罪是自大，即相信人可以像神一样。只有拥有特殊的福祉的人才会被诱惑走向狂妄自大。他只是有时候直接表现出狂妄自大，但是这决不会改变他的性格，他因此受到惩罚，神让他不知不觉地或无心地去犯罪。
现代的悲剧英雄的原罪是骄傲，即拒绝承认他的局限和弱点，执意要成为他所不是的神。因此，一个人并不需要拥有福祉才能被诱惑着去骄傲；不幸一样能诱惑人去骄傲，比如格罗斯特的理查（Richard of Gloucester）的驼背。骄傲决不能被直接表现因为它是纯粹的主观的罪。自我反省可以向我揭示出我的好色或者嫉妒，但是它不能向我揭示出我的骄傲（如果它存在）存在于进行反省的“我”之中；然而，我可以推断出我骄傲是因为我观察到我的好色和嫉妒完全是由骄傲引起的。因此，我们现代的悲剧英雄拥有让他们继续犯罪并堕落的那些次要的罪恶，这不是神对他最初的罪的惩罚，而是这种惩罚造成的效果，他要对那些罪恶负责，而那惩罚也是他应得的。他不是不知情的而是自我欺骗的罪人，他拒绝了自己对罪恶的良心。当俄瑞斯忒斯杀死克莉特曼妮斯特拉，他并没有预料到复仇女神会到来；当麦克白一伙儿人计划谋杀的时候，他们试图说服自己他们将不会受负罪感的折磨，尽管他们心里知道他们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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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腊悲剧中，苦难是天谴，一种从外部强加给主人公的惩罚。他在经受惩罚的过程中赎罪并最终和律法和解，尽管决定何时完成赎罪的是神而不是他自己。而另一方面，在现代悲剧中，这种打击伟大但犯了错误的人并让他们悔恨的外部苦难并不是悲剧性的。真正的悲剧的苦难由主人公造成并挑衅地坚持，这不会让他变好，相反他会变得更糟而且在死的时候也不会与律法和解，他离经叛道，也就是说，受到了诅咒。李尔王不是悲剧主人公，而奥赛罗是。
希腊和现代的悲剧在概念上的这两个区别，首先是在主人公的主观的自大或骄傲的原罪和他随后的罪行之间的关系上，其次是在苦难的本质和功能上，它们产生了对待时间的不同态度。时间上的统一在希腊悲剧中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正确和正当的，因为人物们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他们的处境，因此它所需的戏剧时间仅仅就是处境变化所需的时间。在现代悲剧中，时间的统一作为一种特殊技巧而言是可行的，但它很少是人们想要的，因为剧作家的要务之一是，不但要展示出他的人物们如何被处境所改变而且要展示他们如何积极地参与创造这些处境，这在一个单独的无间断的时间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色情英雄：大约四分之三的现代文学都与男女之爱的主题相关，并且假定恋爱是人类最重要最宝贵的经验。我们对这种态度习以为常，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忘记它的存在不早于十二世纪。比如，它在希腊文学中就不存在。我们在希腊文学中能找到两种态度。在大量的小夜曲式的抒情诗中——“莫误春光，请来亲吻我，妙龄的女郎”那样的东西，表达的是简单的，心平气和的，轻松的色情。还有一种对严重的和暴力的性欲的激情的描绘，比如在萨福的诗篇或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故事中，但它并不被看作是值得骄傲的东西，它是灾难，是毫无怜悯的阿弗洛迪忒的杰作，是一种可怕的疯狂，能够让人失去尊严，背叛朋友，健全的男女会祈祷不受它的伤害。我们的浪漫观念认为性爱可以改变恋人的性格并且把他变成英雄，希腊人则不知道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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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柏拉图出现，我们才找到对类似于我们的浪漫爱情的东西的肯定的描述，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仍然大于相似。首先，它假定这种爱情只有在同性关系中才有可能；其次，它只是作为灵魂的发展所必需的第一阶段而被肯定。最高的善是作为普遍的善的非个人的爱；最好的事情是一个人直接就爱上善，但是由于他的灵魂纠缠在时间和物质之中，他只能绕路而行；首先他要爱上一个美丽的个人，然后他才能进展到对一般的美的爱，然后是对正义的爱，诸如此类。如果性欲的激情能够而且应该被这种方式所转变，那么让柏拉图把异性恋的排除在外的是他自己的健全的心理学的洞见，而不仅仅是希腊的色情文化的形态。因为异性恋不能把自身引向普遍之爱，而是引向更个别的爱，也就是说对家庭的爱。可是，在同性恋中，因为这种关系本身并不指向任何地方，它引起的爱可以让爱人们自由选择发展的任何方向，而这种方向应该是朝向智慧，一旦拥有了智慧，他们就可以教会用正常方式繁衍出来的人类如何创造一个好社会。因为爱情应该由它的社会政治价值来判断。婚姻提供原始的材料，男性的爱欲和知识则把这些材料铸造成它正确的形式。
有两个伟大的现代的色情神话在希腊文学中没有对等物，它们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的神话，或者说是《为爱而失去的世界》，和勾引家唐璜的反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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