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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古中国、古印度：人类早期文明的三种路径（中）（2005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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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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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婆罗门教看来，人生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实现与神的合一，而人身上的污秽却妨碍了这种努力。具体说来，越是种姓高的人，身上的污秽就越少，与神的距离也就越近；越是种姓低的人，身上的污秽就越多，与神的距离也就越远。如此说来，在图腾崇拜中原来已有的血缘关系并没有因宗教的确立而被淡化，反而以一种非世俗性的法则将其固定下来。在宣扬业报轮回的婆罗门教看来，一个人出生于哪一种姓，并不是其父母的责任，而是其生前的修为所致。如果其上辈子安分守己、敬奉神祗，这辈子就可能托生于婆罗门或刹帝利家族；如果这辈子犯上作乱、亵渎神灵，下辈子就可能会托生于首陀罗家族，或成为不可接触的贱民，直至变猫变狗……一级一级地论落下去。
因此，从文化形态上看，尽管婆罗门教也完成了从图腾崇拜向神灵崇拜直至宗教信仰的历史性过渡，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图腾崇拜中的血缘因素，并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将其内化为宗教自身的信仰之中。换言之，印度人既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在经历了“图腾——神灵——宗教”的过程之后，彻底斩断了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以确保在上帝（神灵）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信仰；又不像中国的儒家文化那样，在经历了“图腾——祖先——伦理”的过程之后，逐渐清除了人与神之间的宗教关系，以确保人与人之间的亲伦血缘情感；而是将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融入到神学体系的建构之中，一方面维系着全体民众的共同信仰，一方面制造了信仰权力上的等级制度。
国学参考
三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古代的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会在共同的人类学前提下选择不同的文明路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去考察其各自不同的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化仅仅归结为环境因素的做法显然是简单的、片面的，容易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误区。但是，人类又确确实实是在具体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因而其发展和进化的轨迹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越往前追溯，越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初级阶段，这种影响和制约便越为重要。正像普列汉诺夫所指出的那样，“自然界本身，亦即围绕着人的地理环境，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 格罗塞在谈到早期民族的文化形态时也指出：“生产事业真是所谓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它给予其他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响，而它本身，除了地理、气候两条件的支配外，却很少受其他文化因子的影响。” 因此，我们要做的，并不是简单地回避地理环境对社会生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而是如何恰当地分析这一影响，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来考察这一影响所造成的后果。
打开欧洲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其文明发祥地的希腊处在地中海，及其内海的爱琴海、爱奥尼亚海的包围之中。无论是早期的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还是后来的希腊文明，都是在岛屿或半岛上建立起来的。考古资料显示，早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克里特已进入金石并用的时代，青铜器皿的出现，为文明社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公元前15世纪以后，随着克里特文明的衰落，更加强大的迈锡尼文明在今天被称为希腊的巴尔干半岛的南部崛起，它克服了这一地区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以远洋运输的方式将自身的影响播撒到克里特岛乃至爱琴海的周边地区。迈锡尼时代的希腊无疑已进入了阶级社会，其硕大的墓室和豪华的城门似乎显示了一种君主制度的威力。当线形文字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而消亡之后，希腊半岛的口头创作却因书面语言的消亡而活跃起来，留下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举世闻名的宏大史诗，于是历史学家习惯于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这段时间的希腊称之为“荷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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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希腊城邦制度的准备阶段，“荷马时代”出现了两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是有了铁器，二是大量移民。铁制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创造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从而为私有制这一文明社会的前提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曾经指出：“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 作为营养充足、发育良好的人类童年，希腊人为了维护私有财产，需要建立一种文明社会。从逻辑上看，这个社会也许是在维护氏族统治基础上“改良”而来的专制政体，也许是在推翻氏族统治前提下“革命”而来的民主政体。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希腊人选择了后者而不是前者呢？这可能与“荷马时代”后期所出现的第二件大事有关，这便是海外移民。
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起，希腊人开始向海外大规模移民，到了公元前6世纪末，北至南俄草原，南抵尼罗河三角洲，东迄小亚细亚沿岸，西至西班牙海滨，都有希腊人建立的殖民城邦。或许，导致大量移民的原因是多样的，如人口的增多、土地的不足，战争的发生、集团的迁徙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抢占市场的商业动机。“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随着希腊社会经济的发展，希腊的各种手工业品如陶器等大量出口，与陶器一起出口的还有橄榄油、葡萄酒等农业品。与此同时，希腊人向外购进大批谷物、金属，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希腊世界的工商业迅速发展，市场也相应地要求有所扩大。而最早发起殖民的城邦，又是古典时代工商业较发达的厄吉那、科林斯、麦加拉、卡尔息斯、米利都等，于是人们不由自主地把殖民活动与抢占市场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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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种大规模的海上移民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对此，英国学者汤因比曾有过如下推测：“跨海移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不同种族体系的大混合，因为必须抛弃的第一个社会组织是原始社会里的血缘关系。一个船只能装一船人，而为了安全的缘故，如果有许多船同时出发到异乡去建立新的家乡，很可能包括不同地方的人——这一点同陆地上的迁移不一样，在陆地上可能是整个的血族男女老幼家居杂物全装在牛车上一块儿出发，在大地上以蜗牛的速度缓缓前进。跨海移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原始社会制度的萎缩，这种制度大概是一种没有分化的社会生活的最高表现，它这时还没有由于明晰的社会意识形态而在经济、政治、宗教和艺术的不同方面受到反射，这是不朽的神和他的那一群的组织形式。”“在海上迁移中，移民的社会工具一定也要打包上船然后才能离开家乡，到了航程终了的时候再打开行囊。所有各种工具——人和财产，技术、制度和观念——都不能违背这一法则。凡是不能经受这段海程的事物都必须留在家里，而许多东西——不仅是物质的——只要携带出走，就说不定必须拆散，而以后也许再也不能复原了。在航程终了打开包裹的时候，有许多东西会变成‘饱经沧桑的，另一种丰富新奇的玩意了’。” 接下来，这种“新奇的玩意”又反过来对希腊本土产生影响，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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