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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研究。庞卓恒在广泛吸取西方人类学家和中外文化学者关于“文化”、“文明”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文化定义:“文化是人群在长时期共同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人工制品(器物、制度、习俗和精神领域的符号体系)的总和,其核心是人们从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出来、反过来又制约和规范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决定各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人工制品兴废更迭的价值观”。这个定义包含着关于文化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的提示。他认为,文化研究也像其他社会历史现象研究一样,如果不能揭示其中的因果必然性规律,就说不上有真正的科学价值。他对文化的发展规律作过如下表述:“人类的一切人工制品和决定那些人工制品兴废更迭的价值观,必然随着人类谋取生存和发展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而发展”。这一表述显然就是他的文化定义的直接延伸。庞卓恒回顾了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等一代先贤所做的中西文化比较,指出其得失。认为中西古代先民的文化价值既有“异中有同”的一面,也有“同中有异”的一面。“异中有同”,指的是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确实存在着崇尚和谐安定(和合)和崇尚竞争取胜(分争)的差异。这是因为中华文明经历了数千年协作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它自然要产生一种相应的崇尚和谐安定的价值观;而西方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竞争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也自然要产生一种相应的崇尚竞争取胜的价值观。但是古代中华文明并不是拒绝一切竞争,古代西方文明也并非完全排斥和谐安定。“同中有异”,指的是在强调个人的从属地位方面古代中国人和西方人的价值观同中有异:都强调个人的从属地位;但由于生产生活方式毕竟还存在着差异,这就决定了个人从属地位同中有异:总的来看,古代、中世纪的西方社会给与个人独立存在的空间比中国的天子—子民社会给与的空间要大一些。到近现代,中西双方生产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化价值观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但是,由于双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更新的同时也都还对历史的遗产有所继承,文化价值观上也都各自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自己的遗产。不过,总的趋势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相互的交往和联系日益密切,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互相借鉴和取长补短的趋势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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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现代化历史过程的比较研究。庞卓恒对当代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学理论作了系统的考察,认为它们最大的缺陷是始终没有科学地说明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是“发展”,更说不上揭示其发展的动力和规律了。他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从马克思说的“第一大形态”或“第一大阶段”过渡到“第二大形态”或“第二大阶段”并从“第二大形态”的初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并为进入第三大阶段准备充分条件的过程。从第一大形态过渡到第二大形态,在生产力和经济交往方式方面的变革,主要就是从小生产农业和自然经济为主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并且以非农产业和普遍的商品货币交换为主的经济,与之相应,在社会交往方式方面的变革,就是从“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关系。粗略地看,马克思所说的“第二大形态”似乎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这样理解,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就成了从第一大形态———小生产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过渡到第二大形态的现代社会的唯一道路。但马克思本人指出过实现现代化的另一条道路,就是避开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又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道路,中国实际上就是走的这一条道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它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超越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形态,但在经济和社会交往方式上,仍然属于马克思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那个第二大阶段。中国提出由计划经济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后,中国社会属于马克思说的第二大阶段的属性尤为明显。由此,庞卓恒认为,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从发达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基础上过渡的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从小生产农业和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基础上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主义。前一种社会主义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后继形态,属于第三大形态的初级阶段;后一种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替代形态,其初级阶段仍然属于第二大形态或第二大阶段。
国学参考
四、关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变迁和发展趋势的研究。二次大战以后,在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下,西方资本主义似乎焕发出了新的生命活力,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日裔美国人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一书,宣称从此以后资本主义的永恒存在代替了社会历史的变迁;9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近10年的持续增长,更使人们觉得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永远摆脱了周期性危机,能够像永动机那样永无休止地繁荣下去了。庞卓恒认为,这一切都是无视历史发展规律而产生的错觉;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确实发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但那些变迁不是表明资本主义具有永不衰竭的活力,恰恰表明已经进入它的“终结”时期。其中一个突出标志就是累进所得税和作为“第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空前增大。今天的西方资本家赚的利润往往一半以上交税,成为“第二次分配”基金。这本身就说明“自由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不可能照旧存在下去。“征收高额累进税”本是《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的措施,也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做准备的措施;这些措施在当今西方国家普遍推行,表明那里已经出现了从第二大阶段向第三大阶段过渡做准备的某些征兆。庞卓恒还特别重视西方社会产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变迁,即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人口超过第一、二产业总和,以及与此相关的“白领”———“中间阶层”发展成为主要社会阶层的趋势。他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白领阶层”大都应该属于恩格斯说的“脑力劳动工人阶级”。他们在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意味着纯粹的资本家越来越成为恩格斯说的那种“多余的阶级”。这本身就是“劳动发展史”和劳动阶级的“个体发展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而且他认为这是促成当代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一系列变迁的根本因素。所有这些变迁都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处于第二大形态的高级阶段,也就是第二大形态的最后阶段。至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变迁,他认为大都还处在第二大形态的初级阶段,但由于在信息时代有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到本世纪中后期或晚期,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ＧＤＰ有可能达到与发达国家大体相当或相去不远的水平。庞卓恒强调,他的研究结论都只能看作尝试性的假设,有待学界同仁的批评和世界历史进程本身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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