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与“反设事实”（2005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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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与“反设事实”（20050224）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史学家都有反设事实的本能愿望，因为它符合人的常识感。“在战争或革命的每一时刻，史学家和当代人一样，总会感到事情有可能向另一个方向演变。但是，当史学家回头审视整个危机或整个时代时，他会自以为抓住了一个可知的秩序”[8]（p．452）。对秩序和必然的痴迷经常会掩盖历史道路的变化空间，甚至把历史变成黑格尔式的宿命，将人类视作必然趋势的牵线木偶。这是对主体的能动作用和人类价值的一种蔑视。同时，这也是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因为除了历史的大趋势以外，人类生活还包含了大量“低层次”的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它们同样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通过反设事实，我们可以设计多种历史走向，让那些武断的结论不攻自破，获得一个开放的、富于启迪和有教益的历史。

三

反设事实的辅助作用和鉴戒功能并不能化解它的基本困境，即它的虚构特点与史学的实证要求之间先天的矛盾。因此，它似乎注定只能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没有独立的方法论地位。事实上，假设和实证没有不可弥补的隔阂，它们能够形成互补的关系，有效地克服史学家“事后观察”的立场所带来的认识盲区，开拓历史研究的视野。
历史研究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活动，主体与客体永远有一段时间距离，或谓“历史距离”。史学家不可能回到过去或者重演历史，只能回顾已经发生的事情。“事后观察”的地位固然有助他摆脱当事人的信息局限和立场干扰，但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仅仅从回顾的视角看历史，并不能彻底地做到实证。其一，“事后的诸葛亮”既然知道故事的结局，就很容易将某些发生了的事情当成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再从结局出发，寻找其出现的合理性与必然性。用这种预设结果的眼光回顾历史，最终会陷入目的论的和宿命论的泥坑，相信历史进程是按部就班地朝着某个方向前进，好像有一个高明的编导安排好了一切，如康德所云：“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11]（p．68）其二，事后的位置随时间而推移。由于“过去某一事件的意义总是部分地依赖后来的事件”，后来的发展会使该事件在一连串的事件序列中的意义不断变化，对历史的解释也随之变化[12]（p．57）。例如洋务运动，由于上世纪80代的改革开放，80年代对它的解释就与50年代不同。可见，历史是“活着的过去”，今天由昨天而来，今天里面包含了昨天，明天亦复如此。“现在”不断地走入“将来”，“过去”的后果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反过来影响着人们对“过去”的认知。或者说，历史犹如一部永不落幕的连续剧，作为观众的史学家看到哪一集，影响着他对前面情节的看法。其三，历史学家未必是中立的观众，也有自己的倾向和偏见。他很容易利用事后的地位有意或无意地扭曲历史，以适应自己的口味和现实需要。这时，历史就成了胡适所说的“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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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观察囿于“已经发生的事情”，难免出现认识上的盲区。历史学欲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需要走出单一的“回顾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es），回到尚未实现的当事人的境遇中去，从过去的某一时点出发，进行“前瞻性分析”（prospective analyses）[4]（p．259）。它的核心是Counter factuals，暂时忘记日后的事态发展，设想那个特定情况下的各种变化的前景，观察各个变量的作用。“一个研究古代帝王敕令的史学家，必须设想皇帝所试图面对的局面。……于是，就好像他自己面临的局面一样”[3]（p．95）。这不同于狄尔泰、柯林伍德、克罗齐等人提倡的历史想像或移情。他们主张想像的作用“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是史学家应当具备的素养[9]（p．371）。但赋予想像力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经验（在史学家头脑里）的重演”。这就将回顾与前瞻对立起来，想像力也失去了可操作性。前瞻与回顾是相容的，目的是“从一种多重可能性的观点来提出关于历史变迁模式的基本问题，使我们的期望从结果预定的、错谬的目的论中解放出来……同时又坚持‘过去’是可解释的理念”[4]（p．261）。在这里，假设某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
“找出前瞻性及回顾性分析彼此配合的方式，可以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遍性的社会理论”[4]（p．260）。近年来，“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综合运用上述方法，对世界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东西方的分流”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①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彭慕兰、王国斌、李中清、王丰、康文林、万志英等都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故名“加州学派”。但它并非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还包括学术理念相近的弗兰克（《白银资本》作者）和中国学者李伯重。)。王国斌引用Charles Tilly的话，提出一个惊人的前瞻性问题，“假若我们设想身处于1750年，不要理会后来真正发生的事，而来想像当时的情况将会变得如何”，那么最可能预见到的景象不是工业革命，反倒与明清江南的情况相像[4]（p．42）。循着这一思路，彭慕兰历数了江南与英格兰之间“无数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进而运用反设事实的方法探讨工业革命的原因。他认为“如果没有煤和殖民地的双重利益，英格兰本来会面临一种没有明显的内部解决方法的生态绝境”，“我们的反事实推论允许我们设想各种各样更为可能的结果，这些后果共同用一系列劳动密集对土地压力进行了调整——现实中的人在多少相似的环境中成功运用了这些方式——但不会导致任何类似于英国的突破”[13]（pp．204，263）。另一方面，李伯重以“长期发展中表现出来的趋势为基础，以当时所具有的各种现实和潜在的条件为前提”，对中国江南地区的工业发展前景做了反事实推论：假设没有西方的冲击，江南的早期工业化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但是显然很小[14]（pp．533～539）。加州学派的新说在世界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颠覆性的论点还有待验证，但围绕这些论点的争议本身就说明了历史进程“时时表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多重要素”。回溯性知识很容易遮盖历史演变的这种复杂性，前瞻的视角则能够使历史呈现出更加开放的面貌。大胆假设、小心实证，往往能够揭示一些看似偶然的细小差异所产生的巨大后果，历史解释因而变得多样化。国*学*参*考
反设事实的意义，最终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历史学的性质。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要从已经发生的事实出发，探究事实背后的普遍规律和总体趋势，从而使已经发生的一切在根本上呈现出合理性和深刻的秩序。然而，历史学又不完全是科学，它还是一门人文学科，需要认真对待“特定的瞬间形势、个别人物的具体愿望和决定，以及出乎意料的‘偶然’事件的重要性。任何其他学科都不能代替历史学担负起平衡这些重大因素的任务”[15]（p．438）。恰当地运用反设事实，可以平衡历史学的两个目的，将可能和现实、必然和自由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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