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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代看罗马(2005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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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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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3世纪末，西汉建国。其后双方日臻强盛，罗马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地区，成为“世界”霸主；汉朝也奠定了西逾流沙、东濒沧海的广袤版图，君临“天下”。这两个分处东西、遥相辉映的大国，在人种、语言、宗教信仰、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极大，是从全然不同的背景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两种文明。由于两国间缺乏直接联系，汉代人很少有机会目睹罗马制品。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这类文物亦不多见。中国境内发现的约20枚东罗马金币，均出土于北朝及隋唐墓。辽宁北票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绿色鸭形玻璃器，虽应产于罗马，但传入中国的时代已晚于汉。在这类文物中，最重要的实例为洛阳东郊东汉墓出土的长颈玻璃瓶，它在深褐、橘黄、绀青、暗紫之不规则的地色中缠绕乳白色线纹，又由于表面有风化层，浮现出闪烁的金黄色光泽，斑驳绚烂，非常美观。这是一件典型的罗马搅花玻璃器，吹制成型。它在汉地出现，会令人耳目一新，惊奇不已。所以《汉书·地理志》中有汉武帝时使人入海市玻璃的记载。《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也说，大秦出产“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对之盛加赞誉。不过洛阳出土的这种瓶子，罗马人本用于盛香水。而中国长期使用熏炉燃香；香水初名“蔷薇水”，始见于五代时。则汉代人可能将这种珍贵的瓶子移作他用，从中亦足觇两国风习之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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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洛阳出土的玻璃瓶外，广州横枝岗西汉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也是罗马产品。广州为汉代交通海外的门户，这里的玻璃器很有可能来自海路。汉代海船已能航行至中南半岛甚至印度洋，但尚无远航波斯湾，登上罗马属地美索不达米亚行省的记录。当时汉代的造船技术相对先进。本次展出的公元1世纪罗马战船图石雕，船上站满执盾荷矛的战士，两舷有12 — 14对桨划水，却只在船尾两侧各设一支操纵桨掌握航向。这种做法在欧洲长期使用，直到公元1200年前后，才在尼德兰出现尾舵。而广州先烈路东汉墓出土的陶船，却已在船尾正中装舵，其板叶宽大，障水有力，且安装在专设的舵楼中。尽管它们均不能代表双方之远洋航船的船型，但纵使乘大船出海，汉与罗马的海上运输能力也只能从东、西两个方向到达印度，进一步地往来就要靠间接转运了。
中国出土的罗马玻璃除上述诸例外，新疆楼兰遗址也曾发现过它的碎片。楼兰位于亚洲腹地，这里的标本无疑是循“丝绸之路”来的。提起丝路，人们立即会想起驼铃、商队，以及甘英赴大秦受阻、恺撒穿丝绸衣服等脍炙人口的故事。丝绸是中国的特产，也是当时东西方贸易之主要的商品。可是还应该提到的是，在这条世界上最漫长而艰辛的商道上运输之物，除丝绸外，还有高质量的汉代钢铁制品，即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所亟口称道的“中国铁”。沉重的铁器何以能成为丝路上的商品呢？这与中国早在先秦时已能生产铸铁，汉代又发明了铸铁炒钢的新技术有关。汉代炒钢的夹杂物少，性能优良，从而使中国冶铁业的水平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公元15世纪以前，铸铁技术并未在中国文明影响以外的地区广泛传播，西方使用的铁器多以海绵铁煅打而成。通过丝路，中国始将这一特产与远西的邻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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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通过陆路或海路，汉代均未能与罗马直接接触。已知之汇聚双方文物的遗址均与中国边境尚有一段距离。如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南端金欧角上的俄厄，是公元2 — 6世纪古代扶南国的一处海港。这里的出土物中有汉代的规矩镜、夔凤镜和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于公元152年及马可·奥勒留于公元161年 — 180年间铸造的罗马金币。出土的锡印章上刻有印度的婆罗谜文，语言是印度俗语，可见当地所出罗马文物应自印度转运而来。再如在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发现了6座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的大月氏贵族墓，其中出土了3件汉代的连弧纹镜和精白镜，以及罗马皇帝提比略于公元16-21年间铸造的金币。此外，这里还出土了大量带有希腊、罗马、安息以及大夏风格的贵金属制品。但以这些文物为代表的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浪潮，显然停步于帕米尔高原以西，未能以其强劲的势头继续东进。还应一提的是，有学者称，位于今甘肃永昌县之汉代的骊城，曾安置过公元前36年汉将陈汤在郅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所俘“降虏千余人”。他们并以《汉书·陈汤传》载有步兵用“鱼鳞阵”操练为由，认为这些人是罗马军人，亦即公元前53年执政官克拉苏与安息作战，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卡里大溃败时，下落不明的6000人中的一部分。为什么安置在骊城呢？因为颜师古说过：“即大秦也，张掖(郡)骊县盖取此国为名耳。”其实参加过公元前53年与公元前36年这两次战争的人员之间互不相干，骊也和作为外国地名之对音的(或作黎轩)无关。近年在甘肃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中之记事表明，骊得名于骊苑。汉代在西北地区设苑养马，多至“三十六所”，养马“三十万头”。骊的意思是黑马，训剽悍，用作苑名正相适合。这里的汉简还证明，骊县早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已经设立，那时卡里之战与郅支之战尚未发生，更谈不上安置战后的俘虏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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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与罗马直接接触很少，距离遥远与交通困难确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就陆路而言，除沙漠地区可驱赶驼队外，一般应骑马或驾车。如《后汉书·西域传》说，自乌弋山离至条支“马行百余日”，自条支至安息“马行六十余日”。但骑马作长途旅行，当时是一件苦事。因为马具不完备，特别是没有马镫。展出的罗马战士骑马行进图陶板，战士皆垂足跨马，只靠双腿夹住马腹；如迅速奔跑，首先须防止坠马。汉代的情况亦然。且因汉代使用高桥鞍，其后鞍桥还略高于前鞍桥，更增加了上马的难度。但这种情况却促使中国发明了马镫，先是用单马镫，继而用双马镫。最早的铁马镫见于甘肃武威南滩魏晋墓，不过这已是公元3-4世纪的事了。比瓦尔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全部罗马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马镫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一宗礼物。至于驾车，展出的庞贝出土之银把杯上的赛车场景将罗马古代驾车的情况表现得最为生动，驭手所驾之双轮赛车与罗马战车的形制并无大殊，只是轮径更小些，更加轻捷。驾车的马一般用两匹，也有用四匹的。尼禄皇帝在奥林匹亚亲自参加赛车时，他的车竟驾十匹马。但驾驭十匹烈马洵非易举，皇帝陛下先是被甩下车，后来未到达终点就退出比赛，裁判员却仍将桂冠授给了他。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赛程要跑4公里，当中有13个急转弯。参赛者有时故意互相碰撞，所以经常发生翻车。在罗马镶嵌画的赛车图中，也往往安排几辆翻倒摔坏的车，以显示其表现手法之忠实。并由于驭手习惯于将缰绳缠缚在腰间，翻车后如不能及时割断绳子，被奔马拖曳而去，将面临不测。中国古代没有这种比赛，但先秦时的车战要在战车与战车之间进行格斗，更是生死存亡的考验。一辆中国古战车上有两或三名战士，如因伤亡减员，只余一人，势将无法同时既操纵缰绳又使用兵刃，所以采用了一种被称作“弓形器”的挂缰钩。将“弓形器”缚结在驭手腰前，用其上之两条曲臂挂住缰绳控制行车，使战士得以自由活动。并可根据战况将缰绳解下，重新用手操纵。可惜当丝路畅通以前，中国未能将这项发明介绍给罗马，使罗马多产生一些获取代表胜利的橄榄枝的驭手。还应当指出的是，罗马人驾车仍采用自古埃及沿袭下来的“颈带式系驾法”。驾车的马被用颈带固定在车衡上，马颈是曳车前进的主要承力部位，从而使马的气管受颈带的压迫，马跑得愈快，愈感到呼吸困难。而汉代中国已使用双辕车，采用“胸带式系驾法”。胸带绕于马胸，避开了马的气管，使马力得以更充分地发挥。这种系驾法在西方的出现，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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