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埃及与古代中国君权神授观念之比较（200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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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与古代中国君权神授观念之比较（20050210）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提要王权与神权一直是贯穿古代文明始终的重要问题，关系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文明的发展走向。而古代埃及和中国的王权神权观念却存在着相当的差异，通过对君权神授观念的探讨，我们能从中窥得两个文明大系的意识形态差异，从而见出两种古文明迥然的发展脉络，也许能多少获得一点有关文明延续的启示。

关键词王权神权天人合一文明延续

君权与国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神权的产生甚至远远早于国家诞生。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社会，人们对自然的认知和控制能力很低，生产、生活往往没有保障。人们渴望寻求精神、体质上同外部世界的和谐，于是不得不借助一种能够影响和包容自然、生命、死亡的力量来获得安慰，期望这样的强权成为人与神秘的、具有毁灭力量的自然力量之间的一个保护墙，君权和神权就这样应运而生。在不同的文明体系、同一文明不同的发展阶段，君权和神权或纠结一起，或相互斗争。无论两者的关系形式表现为何，古代统治者多期望为自己的王权找到最合理最强大的神权支持，因此究其本质还是君权神授观念。这种观念在文明的发展演变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下面试论古代埃及和中国君权神授观念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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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在古代埃及，法老既是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同时又是众天诸神、首先是王权之神荷鲁斯在人间的代表，有时甚至当作神的化身或神本身，其地位之崇高非其他时代其他国家的任何专制君主所可比拟。1古埃及人认为宇宙是由神、法老、活人和死人四个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四者之间要维持和谐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维持就要依靠法老。古埃及人把法老看成是人与神、自然界之间的纽带，他既是一个人又是一种机构、组织，前者表现的是人性，而后者则体现着神性，当这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神圣的王权。2

古王国时期，由于法老专职王权的强化，荷鲁斯与太阳神合二为一，成为拉神，在终身中具有特别崇高的地位，犹如法老之高于臣属；同时，对于太阳神拉神的崇拜又集中了埃及宗教所有崇拜自然神力的信仰，把法老和拉神联系起来3，当能使庶民更服从法老的统治。中王国时期，专制王权不如古王国强盛。，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中间期。新王国时期，法老专制政权开始依赖神庙和军事贵族的支持，而这两大集团都拥有自己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和古王国时期完全依附于法老不同。底比斯的阿蒙神庙作为当时实力最强大的神庙势力，与贵族奴隶主中的地方势力4也有较密切的联系，和代表中央的王室隐含对立之势；因此法老和阿蒙神庙的矛盾也随着后者势力的日益增强而渐趋明显。在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当政之际，阿蒙神庙和王权的矛盾表面化了，他以宗教改革的方式来打击神庙和加强王权，表面上他是提倡一种新的、只崇拜太阳神——阿吞神的宗教，实际上却废止了原来的多神崇拜，尤其是多神崇拜中最重要的阿蒙神的崇拜。由此也就不难看出宗教改革的真实意图：在废止了阿蒙神的崇拜，阿蒙神庙被取消之后，法老作为新教的创立者可以名正言顺地夺回一切归属于阿蒙神庙的经济资财和政治实权。这种改革当然激起阿蒙神庙祭祀集团的强烈反对，因而又进一步使改革走向彻底和果断，终于导致双方完全决裂。在宗教思想上，这是改革者第一次提出一神教的思想，它是在宗教观念上提倡一神教的思想，有利于形成一种超越地区和民族传统习俗局限的文化形态。然而，阿蒙神庙势力已经根深蒂固，又未能给人民带来实际利益，王室内部也出现分歧，阿蒙霍特普四世改革（即埃赫那吞改革）最终失败了。阿蒙神的至尊地位完全恢复，神庙得到重建，失去的土地财富得到归还，并进一步得到更多的赏赐，阿蒙祭祀集团的势力不仅复活且日渐嚣张，其他保守势力也有变本加厉之势。这种情况表明埃及失去了一次自我振新的机会，此后一直到后期埃及，因循守旧、复古僵化的风气日益增长，埃及文明便从此走向停滞和衰微。5 zgwww.com

由古埃及王权的发展脉络来看，经历了兴起、强大，顶峰、衰落，与埃及国家以及埃及文明的兴起、发展、昌盛、衰落息息相关。埃及文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王权和神权，王权和神权一旦削弱或丧失，传统文化便丧失了可以依附的主体。况且，埃及王权与神权在后期已经成为了相对立的两种势力，两者斗争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是埃及文明从内部产生的不可小觑的毁灭性力量。

古代中国对比古代中国，商代的王认定自己“有命在天”，自己的统治是天命，是由上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祭祀上帝祖先神的权力在商王手中，连方国诸侯的先祖祭祀也要通过殷王来祭祀，商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祈求上帝天神赐福、免灾、避祸。上帝天神与民众互不来往；上帝及殷人的祖先神只和嫡子商王和商王室贵族发生联系。商代的王权实际上就是一种神权。周人为使自己的伐商行为及日后的统治名正言顺，把人们从殷人浓厚的神权观崇拜中解放出来，而改造了这种天命的思想。武王在征商之前的誓师大会上便发表了否定天命的誓词，认为天命是不存在的，是根本不能依赖的，这也就是《诗经.大雅.大明》中所说的“天命靡常”。也就是说，君权是神授的，但神的旨意不是不可变的，神可以改变天命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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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人最核心的神权观体现在“天人感应”思想。在周人看来，无论人们怎样尊奉天神上帝，如果天神不爱护民众、不关心民众的疾苦，便会遭到民众的反对和诅咒；而上天总是顺从民意、按照民众的愿望去处理问题。也就是说，天神上帝与民众的心灵是相通的。“祭祀以为人也”，连祭祀也是为了人民，天神上帝要聆听民众的心愿和想法；民众也把愿望和祈求直接告诉上帝鬼神。

西周晚期，诸侯王实力日增，周天子权利与地位日益衰微，自然灾害和政治局面的突变都使百姓对天神的信仰发生动摇。人们对天由怀疑到指责，由指责到诅咒，理性的意识越来越强。随着时代的发展，“民”的地位与作用被置于天道和神权之上，一些进步开明人士甚至认为重神而轻民是灭亡之道。6虽然这种重人轻神的思想并未成为日后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主流，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有益的影响。

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产生了中国无神论思想。无神论思想家努力运用王权的力量抵制神权，使此后中国的王权一直高于神权。纵观中国历史，古代的无神论者或者具有无神论倾向的人物，除个别人外，几乎都属于儒家。而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打着儒学旗号的无神论思想家一般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政府官员。他们支持王权，维护王权，王权也给儒学无神论思想以一定的地位。统治者有了强大的王权及其得力的精神支柱——儒学，也就不必要太多依靠神权了，这就使中国出现了王权始终高于神权，儒学高于宗教神学的情况。当然，统治者亦将宗教神学作为其巩固统治的辅助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有神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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