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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埃及与古代中国君权神授观念之比较（2005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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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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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董仲舒发展了周代的天人感应思想，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思想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很久，“天人合一”亦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富特色的观念。汉以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论愚贤也都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而宋代王安石改革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批判了天人感应的神学迷信。从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来看，无论是君权神授、天人感应思想，抑或是与之相对的反神学思想都表明了一个事实：虽然民众仍旧是受压迫的被统治阶级，但是却成为君主为政不得不考虑的力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的人心向背可以左右君主决定和政治局势，也是君王猜度鬼神意志与愿望的依据。我认为，这种王权神权观念将人民置于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置于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中，置于文明延续的主体之中。人民不仅仅是受帝王统治奴役的被动群体，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附属，而是社会、历史最直接的改革者和推动者，是文化中最直接、最根本的创造者和继承者。应该说，这样的君权神权观念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思想观念，对中华文明的延续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再简单比照一下希腊君权神授观念。西方政治思想的源头在希腊，君权神授的观念自然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纵观整个希腊史，当时宗教神学并不发达。希腊人虽然创造了神，但是并没有将人置于神的控制之下。在希腊社会，神与人不仅同形，而且是并列的，在世间万物面前，神并不比人技高一筹。 “神奇们完全是人性的，与人不同的只在于他们不死，并具有超人的威力。在道德上，他们没有什么值得称述的，而且也很难看出他们怎么能够激起人们很多的敬畏。”8 即便是民主政治体制的城邦时代结束，君主政治取而代之的情况下，“王权对希腊人来说永远只是政权形式之一，而且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优越的，对此希腊人的理性占据着主导地位。”9 由此可看出，希腊的神权观念似乎更加富于自由精神，它没有剥夺人性中独立思考、积极创造的因素。在这种较为单纯的虔诚信仰中，人们没有被神化的宗教束缚，反而因为超越了人神之间的鸿沟而得到了极大的自信和热情去创造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文学，自己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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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们应该看到君权神授观念对一个国家文化发展、文明延续所起到的作用。由于古埃及王权神权观念过重，束缚了人民作为最主要的文化推展者发挥创造力，从文明内部摧毁了产生新生组织的可能性，成为了文化发展中的桎梏。而同时期的中国，王权将神权控制于其下，且君主较为注重人民的力量，使人民一直能够作为文化的主体创造者，从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充实、更新、发展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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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朱龙华：《世界历史》，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2 转引自张晔、刘洪采：《法老时代埃及王权的演进》，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原文载于Byron. F .Shafer: Religion in Ancient Egypt[M].London,1991.
3 法老在人间是拉神的化身，死后升天与太阳合一。
4 主要是指各州州长和地方神庙。
5 朱龙华：《世界历史》，134-1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6王晖、吴海：《论周代神权崇拜的演变和天人合一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7卷第四期，1998年12月。
7 吕静芳：《中国古代无神论特点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总第120期，200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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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转引自李增洪：《古代西方“君权神授”观之历史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9转引自李增洪：《古代西方“君权神授”观之历史考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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