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困境(200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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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困境(20050203)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曾经有友人对笔者说过：判断一篇世界史论文有没有学术创新价值，只要看它是否建立在第一手文献基础上即可。从学理上讲，当然如此。而且，从笔者的编辑经历来看，是否以第一手文献为基础，对于大多数世界史论文，一看引用材料的文献情况就可以判断出来。但是，像“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案例所表现出来的，现在的学术抄袭早已经走出了初级阶段，进入了高级的发达阶段了。仅从论文本身来分析，甭说编译、摘录、拼接等手法难以识别，简单的伪注就可以欺瞒编辑和读者，使论文貌似建立在第一手文献基础之上的。著名史学刊物的编辑们受骗，不就是由于作者的伪注吗？因此，如果编辑对作者学术研究条件等方面的情况缺乏一定的了解，仅仅从稿件本身出发进行判断，就难免会上当受骗。匿名审稿制度的缺陷正在于此。

　　以第二手文献为基础的中国世界史研究模式的形成，除了研究者方面的缺乏学术自律和学术规范自觉意识等主观原因外，重要原因在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除了极少数研究者，大部分世界史工作者不仅所在单位缺乏基本的资料条件，而且缺乏出国交流与收集资料的条件。世界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情况并不见得比一般的世界史工作者好些。虽然世界史专业博士培养单位资料条件比其他单位好些，但目前我们的世界史博士培养主要还是一种闭门培养的方式，最多聘请几个国外学者来做短期讲学，就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很少有博士生走出去，到自己所研究的对象国亲自感悟其历史文化、民风民情和收集研究资料的。目前的情况更糟糕。有不少博士生除了第一年老老实实在就学院校学习外，其他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家里做所谓的学位论文。就在不久前，笔者听到这样的一件实事：某博士生辛辛苦苦跑到北京，在国图查到了一种重要资料，欣喜之下向同学叙说他找到这个资料是如何的不容易。但他的博士生同学对他说他所查来的资料，他们在读的学校图书馆里就有，根本没有必要跑到北京去找。三年学习时间有将近二年放羊，对就学单位的图书资料情况还没有熟悉就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的博士论文，这种情况绝非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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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者常感言美国从事中国学研究的学者学术论著影响之大，水平之高。也有学者曾经分析过其中原因，如基本的中文资料都翻译成了英文，有充足的研究经费以保障他们到中国来做调查、与中国学者交流以及收集资料。相比之下，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就没有如此幸运。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料调研的条件很差且不说，基本的西文文献资料没有翻译过来，对于相当一部分世界史工作者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限制。当然，由于网络数据库的发展，现在可以部分地克服资料不足的缺陷，但网络数据库中专题研究第一手文献资料的有限性同样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网络数据库的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第一手资料严重缺乏的问题。在这种现实之下，如果博士生培养单位不能为博士研究生提供到研究对象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资料调研的保障，不能充分保障博士研究生在第一手文献基础上完成博士论文，那么，不仅目前的扩招应该暂停，而且应该大大地削减现有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规模。近年来，中国世界史工作者队伍中拥有博士学历者迅速增加，但世界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并未见提高，相反地，和整个中国学术水平一样，呈现下滑趋势，[2]不正表征着现有的世界史博士培养模式存在着严重的弊端吗？

　　无论是世界史专业博士生学术水平的提高，还是中国世界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都有赖于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盛行的以第二手文献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如果这种世界史研究模式不改变，如果还把中国世界史研究定位在充分利用“与日俱增，数量越来越多，……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献十分浩繁，某些领域的文献早已超过了单个学者的阅读能力限度”的第二手文献的基础之上，那么，今天严厉处分了一个张爱民，明天可能就会有第二个张爱民出来，我们将面临查不胜查的窘境。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世界史研究模式，使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走上以第一手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原创道路，这是每一中国世界史工作者都应思考和研究的当务之急的问题，也是“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案例留给我们的思考和真正的教训。 zgwww.com

　　[1]南开大学美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严厉查处张爱民博士论文抄袭问题》，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网页：http://history.nankai.edu.cn/news/news93.asp, 2005-01-10/2005-01-12.
　　[2]中国学术退化的趋势，博士论文“半成品”增多，博士生教育质量和学术质量均出现令人忧虑的现象，此类问题和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深切关注。参见：曹建文、欧阳康、孙正聿、郭世佑：《博士生培养要把质量关》，《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A2版；蔡闯：《中国传媒大学中文系主任张晶谈——博士论文：“半成品”为什么多了？》，《光明日报》2005年1月12日B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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