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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几位已故的史学家(200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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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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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9月，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转眼已度过了四十多个春秋。时光流逝，白了少年头。回忆过去的岁月，感慨殊多。一些已故师友的声音容貌，时时涌现在心头。
翁独健
翁独健刚到历史所，领导上介绍所内研究机构的设置，征求个人的志愿。我在大学四年级曾参加民族调查，在新疆工作一年，对民族历史发生兴趣，听说历史所设有民族史组，便报名参加。历史所为什么会设立民族史组呢？原来，1956年中、苏、蒙三国开会协商，共同编写蒙古史，中方出席会议的代表是翁独健、韩儒林、邵循正三位先生。会议决定，中方组织力量，整理有关汉文资料。历史所设立民族史组便是为了承担这一任务，翁独健先生被指定为民族史组的负责人。翁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后来到美国和法国留学，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史专家。他在解放后曾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后任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主任，兼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翁先生当时是民族所副所长，还有许多社会工作，但他对民族史组的工作十分关心，经常到组里来，有时还找我们到他家里去谈话。他有宏大的计划，要组织力量，整理编纂各种资料和工具书，翻译境外的蒙古史料，全面开展中国元史、蒙古史研究，赶上世界的先进水平，常常以此勉励我们。为此他指导陆峻岭先生编纂《元人文集篇目索引》，何高济先生翻译波斯史家术外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对于几个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研究人员，则以基础训练为主。上个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活，有过多的政冶运动，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很大的冲击。以我来说，上了五年大学，真正念书只有一年半。二年级下学期整风反右，三年级赶上大跃进，学校里开展双反运动，整天开会，红专辩论。四年级下放，参加民族调查，在新疆跑了一年。五年级回校上课，系里有意要为我们补课，特意开设了古代史史料学等课程，但没有多久，反右倾运动很快又开始了，接着便是教学革命，集体编书，全班同学齐上阵，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热火朝天，日夜加班，一直到毕业前夕才停止下来。这样的经历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翁先生了解我们的情况，便采取种种办法，为我们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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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大学的历史系，无例外地都有“史学方法”课程，为学生介绍搜集资料、写作的一些基本规则。解放以前，不少大学历史系也开设这门课。解放以后，进行大学院系调整，历史系的课程安排完全学习苏联，“史学方法”课被取消了。翁先生则很重视史学方法，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讲授搜集资料和写作论文的基本要求，他强调要尽可能穷尽与研究题目有关的一切资料，要像前辈学者所说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同时必须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尽可能使用原始资料。在论文写作方面，他强调要主题明确，结构谨严，对前人的成果必须有全面的了解并有明确的交代，引用资料的版本必须清楚，要我们以过去的《燕京学报》以及当时的《红旗》杂志为榜样。这些教导在今天来看也许显得平淡无奇，但当时对我们这些还在研究工作门槛外徘徊的年轻人来说，则有醍醐灌顶之感，得以少走许多弯路。
翁先生特别重视外语的训练，他认为蒙古史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必须掌握外语，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才能避免闭门造车，盲目自大。尽管当时国内外学术交流完全处于停滞状态，他仍尽可能地关注国外的研究动向，并给我们作介绍。这在现在来看是很普通的事情，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翁先生还要求我们学习蒙语，元代文献中有许多蒙语词汇，有些文书是根据蒙语直译而成的，没有一定的蒙语知识就很难理解。为此他请了民族所的照那斯图先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任民族所所长，八思巴文专家）为我们讲授蒙文。照那斯图先生每周上课一次，持续了一年左右，因为政冶运动等原因就被迫停止了。时间一长，我学的蒙文知识大部分也淡忘了。但还记得蒙文字母、元音和谐律，还能查查词典，就是这点东西对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我能和学生一起读《元典章》，有不少地方便得益于那时学的一点蒙语知识。1963年起，又开始了新的连续不断的运动。1964年所内对研究室、组进行全面调整，民族史组不复存在，翁先生也很少来历史所。文化大革命以后，翁先生仍担任民族所的领导，有很多的社会工作。我虽和翁先生仍有一些接触，但已不像过去那样有经常请教的机会。1985年翁先生因病去世，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一大损失。在我的心中，一直把翁先生视为自己的老师，自己科研道路上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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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向奎
杨向奎先生原在山东大学工作，后调到历史所。我到历史所时，杨向奎先生是所的学术秘书，负责全所的研究工作。以前我常看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很景仰杨先生的学问，但作为一个青年研究人员，和杨先生距离甚远，平时没有什么接触。1962年到1963年间，在杨先生主持下，历史所部分研究人员开始了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规模很大的工作，听说以后，对杨先生的魄力和眼光十分钦佩。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和杨先生住处相近，渐有往来。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为了所内工作，常要向杨先生清教，他总是热情地给予指点和帮助。有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曾分工负责研究生工作，尹达同志不幸去世，他名下有两位学习原始社会史的研究生，需要另行安排导师。经过研究，拟请所外一位专家担任。我原以为这件事简单，但到这位专家所在单位商谈，却遭到拒绝，碰壁而归。我们只好重新研究，考虑再三，决定请杨先生担任。杨先生事情很多，这是给他增加新的负担，能否答应，我内心是颇为不安的。但去一说，杨先生慨然同意，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两相对比，使我感慨殊深。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工作之外，有时也和杨先生谈谈史学界的动态和掌故。杨先生经历宏富，和史学界的很多前辈都有交往，许多人和事，娓娓道来，令人忘倦。聆听之余，我萌发了一个想法，如果杨先生能写回忆录，一定很精彩，可以为20世纪中国史学保存许多珍贵的资料。我便提出这个想法，并且建议可以陆续写出，先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发表，以后再整理成书。杨先生表示可以考虑，很快便写出《史坛忆往》一文，刊载在《动态》1989年第2期上。这篇文章虽然不长，内容却很丰富，例如其中谈到早年在北大求学时就对物理学有很大的兴趣，可知杨先生晚年钟情于物理学绝非偶然。文章还谈到钱穆、钱玄同、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童书业、高亨等先生，虽然每人不过寥寥数语，着墨不多，但都能勾画出精神面貌，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可惜的是，回忆文章没有能继续写下去，今天回想起来，仍是很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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