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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几位已故的史学家(200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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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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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对后辈十分关心，历史所不少人在成长过程中都得到他的指点，我也是受惠的一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原文如下：
高华同志：大著“元史研究论稿”及“元朝的审判机构和审判程序”收到，谨此致谢。我先看有关衍圣公及元代陆学等篇，更加相信元代文化不下于宋，即以文学论，当时的元曲作者，乃是艺人本身，更容易接近群众，与唐诗宋词之庙堂化者不同。如果以您的学识写一部“元代文化史”，包括文史哲及风俗人情等，实是功德无量，现在缺少这样一部书，人们以为元代时间短、统治者在当时说又较落后而忽视之，其实不然。
敬礼杨向奎94，10，20
90年代中期起，我把研究重点转向元代社会风俗史和元代文化史，这和杨先生的鼓励是分不开的。
杨先生认为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因为它是探讨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他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晚年又潜心于物理学，就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敢于在相距遥远的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探索并取得成就，在中国史学界无第二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智慧。中国古代哲人云：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成一家言。这是做学问的最高境界，也是极难达到的。杨先生的学术实践，正是自觉地朝着这样的目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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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棠
孙毓棠早年专攻秦汉史，解放以后，在经济研究所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随后调来历史所工作。来历史所后，孙先生重点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但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和孙先生没有什么来往，只有一次听他讲中世纪欧洲的庄园制，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文革”发生后，孙先生受到了冲击。当学部下放河南息县东岳时，孙先生也在其列。“五七”干校打乱原有的组、室，采取连、排、班编制，历史所百余人编为一个连队，下分三个排，排下有班。孙先生和我编在同一班。这个班的任务是种菜，整天在地里劳动，孙先生则因年老体弱被指派去看管工具。学部笔杆子很多，但是对干校生活却很少有人加以记载，现在能看到的只有外文所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其实那一段苦涩的历史是很值得回味的。干校所在的息县东岳，土地贫瘠，劳动艰苦，生活条件也很差。刚到东岳时，全连男性成员住在一个大仓库里，用木板搭成双层铺，一个挨着一个。息县夏天酷热，常在40度以上，直到深夜热气不散，仓库密不通风，虽然劳动强度极大，身体疲乏，也难以入睡。年轻一点的大多在仓库外的泥地上铺一层塑料布，加上席子，露天睡觉。我记得还要在旁边放一盆水，半夜热醒了，起来擦把脸，才能继续入睡。身体差的和年纪大的“五七战士”如孙先生，只能睡在仓库里。孙先生已年近花甲，又有哮喘病，印象中有一天晚上他的哮喘病发作，经过抢救，才转危为安。后来干校用自己的力量造了一批简陋的土坯房，每间十四五平方米，也是双层铺，要住六七个人。我和孙先生是同班战友，得以同住一室。朝夕相处，接触自然多了起来。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特别是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人与人的关系都很紧张，彼此说话都很谨慎。初到干校一段时间内，以体力劳动为主，政治气氛相对宽松一些。孙先生平时沉默寡言，起初交谈的话题多是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事情。时间久了，彼此戒心渐除，有时也聊聊别的话题。我在“文革”前喜看杂书，常去翻阅解放前的旧杂志，对孙先生的过去略有了解，闲谈中不免好奇问及，孙先生不以为忤，总是耐心解答。记得起来的，有他与闻一多先生的友谊，他与一位逻辑学家在英国的交往，等等。现在想起来，这些交谈多少给他带来一些乐趣，在当时单调而艰苦的环境中略解寂寞。几个月以后，为了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需要，孙先生和翁独健先生等被调回北京。一天早晨，我送孙先生到大路上，这几位老先生会合以后坐车到信阳，返回北京。
国/学/参/考
一年多以后，我被调回北京，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工作，有时遇到疑难问题，便求助于孙先生。但更多的来往，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后。这时的孙先生，尽管体弱多病，仍以巨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去。晚年他主要忙于两件事，一是《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编纂，一是中外关系史和中亚史学科的建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的筹备工作由历史所承担，孙先生是负责人。他为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从框架和词条的设计，到执笔者的选择，都有周密的考虑和细致的安排。中国历史卷能够顺利上马，和孙先生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后来成立了中国历史卷的编委会，侯外庐先生为主任，孙先生和其他几位前辈学者为副主任，他同时又是秦汉史分卷的主编。一直到去世以前，他都关心这一工作，甚至在病床上仍手不释卷，对稿件进行加工处理。我自己有幸在筹备阶段便参加了一些工作。“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孙先生的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孙先生早年是诗人，发表过长诗《宝马》和许多短篇。《宝马》以汉武帝派遣李广利出征西域为题材，我闻名已久，无缘得见。在干校时曾因好奇向孙先生提起，他置之一笑。1992年孙先生的门人余太山同志将孙先生早年诗作整理出版，题为《宝马与渔夫》。拜读之后，对孙先生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一篇长达八百行的叙事诗。全诗“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出典”（卞之琳先生语），作者当时不到30岁，但可看出已具有深厚的史学功力，不能不令人由衷的钦佩。中国古代有无史诗，存在争论。咏史诗颇多，但那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发议论，而且大多为短篇，和严格意义上的史诗有别。《宝马》篇镕史入诗，文史交融，可以称为新型的史诗，就文学创作来说亦是可贵的探索，在现代诗歌史上应有其独特的地位。史学家和诗人，一实一虚，好像距离很远，但在孙先生身上得到了统一。孙先生早年说过：“思想和情绪经过艺术的雕镂、锻炼才能给你最大的‘痛快’。”晚年教导学生说：“一个史学家应是半个文学家。”这些话有丰富的内涵。史学家不一定是诗人、作家（对大多数史学家来说也不可能），但都应在加强文学艺术修养方面多作努力，这是孙先生身体力行也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体会的。
国_学_参_考
马雍
一年一度出阳关，嚼雪眠沙只等闲，
旧曲渭城君莫唱，此心今已许天山。
这是一首充满豪情壮志的诗篇，如果原来不知道作者，谁也不会想到出自体弱多病的马雍先生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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