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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会的因素产生于旧社会的内部,我们不能割断新旧社会的继承关系,但是新旧社会毕竟有本质的不同,所以继承也只能是批判性的继承,不可能全部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受到中世纪议会制度的启发,但无论其体制、功能与作用完全是崭新的。同样,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吸取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因素,但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虽然在资产主义国家,只要符合法律规定,任何人都可竞选议员和总统,但是竞选需要有金钱铺路,结果权力还是落在富人和资产阶级政客们的手里。所以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实质是金权的统治。
继承与创新是辩证的统一,如何运用这一观点去认识新旧社会的交替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和世界,但是社会是不断发展的,史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在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中,认识到人的伟大,而肯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必然导致重新评估人的历史作用。中世纪的编年史家认为,历史进程受天意的决定,布鲁尼在他的《佛罗伦萨史》中把佛罗伦萨的历史看作是该市人民继承和发扬古罗马共和国的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从而排除了神对尘世的干预,使西方史学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面貌。但是人文主义史学是唯心主义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使我们有了一种科学的历史观,才使我们真正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动因。中国历史学家今天的任务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深入实际,把握时代的脉搏,一方面,根据历史材料去分析社会上产生的新问题和新事物,并用我们的研究成果去检验我们以往的历史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另方面,依据社会的需要,利用社会提供的新材料,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国/学/参/考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背景下,国际史学界无论在研究的时空领域,还是在研究的方法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国际史学界提出的所谓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这样一个课题就体现了这种变化。全球史不同于我们平时所说的世界史(worldhistory)。它主要研究某一局部的社会现象从其发生、发展,最后成为全球现象的过程。以文明问题为例,全球史不只是利用西方的史料,观察西方文明的东传,还要利用东方国家的史料,考察东方文明的西渐,从而考察两种文明的碰撞及其产生的结果。
在今天,全球史还处于探索的时期,还缺乏对经济、技术、移民等等全球化现象作综合、整体的研究,尽管如此,全球史的研究对我们今后如何编写世界史是有启迪作用的。全球史已引起国际史学界的重视。2000年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曾把它作为大会的主题,并在会后将有关这方面的论文结集出版。
在这里,顺便谈谈国际史学发展的趋势问题。当前国际史学有二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走出国门,改变孤立的研究状态,对重大的问题进行共同的探讨;二是十分重视比较研究。这些特点反映了国际史学界对史学家的要求,前面提到的全球史,以及像中国为什么长期滞留于封建社会,而西欧国家则成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等等问题,也只有放在世界范围内才能看得更清楚。我国历史学家已开始这样做。在2000年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戴逸教授曾主持了“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圆桌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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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当前国际史学的发展,史学家必须有丰富的知识(包括外语)和宽广的视野。只攻一点,思路狭窄,研究问题的深度必然有限。作为一位当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应该放眼世界,随时关注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这是时代的要求。
从1980年起,根据胡乔木同志的指示,中国史学会组织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参加每五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至今,中国史学会派团出席大会己有5次。我担任了历次代表团的秘书长,每次参加大会,或与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长期接触中,深感无论在研究领域,还是对整个世界历史认识的深度方面,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尚有较大距离,殷切希望中国史学能站在国际史学的前列。中国是一个泱泱大国,历史悠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就不可能对人类历史有完整的认识。在二千多年前就产生了《史记》这样伟大著作的国家,应该对国际史学多作贡献,这不仅是中国史学家的要求,也是国际历史学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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