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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思潮经世功能的再考察（上）（2005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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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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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经世与求真，是史学研究中由来已久的命题。延至近代，因社会的急剧变迁及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进程，这一命题不断改变着其形态。在20世纪初新史学思潮中，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是其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考察这一时期新史家的史学理论与实践，剖析其内涵、特点及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形式，衡估其得失，对于当代的史学建设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面临着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空前的民族危机，出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爱国主义救亡高潮，先后登台的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继发动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与此相适应，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气的新史学思潮。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倡导新史学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革命派或进步学者也相继发出“史界革命”和“史学革新”的呐喊，由此中国近代史学发生了激变，关于史学经世功能的认识也产生了新的飞跃。
康有为作为“公车上书”的主角，后来成为维新派的领袖。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他二十七岁时就已确认救世的深沉使命，“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以是为道术，以是为行己”[1](p.118)，显示其早年的学术取向主要是经世致用。他以今文经学的“通经致用”，作为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举起“孔子改制立教”的旗帜，号召摧毁传统的“伪经”“新学”，在思想、学术界刮起了一股大飓风。作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梁启超于1901—1902年先后发表《中国史序论》和《新史学》，在这两篇具有纲领性的史学理论文章中，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史学方法等主张。梁启超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2](p.1)认为著书贵有宗旨，史著既不是为若干陈死人作纪念碑，也不是为过去的事实作歌舞剧，“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2](p.3)并大声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2](p.7)他从理论上将史学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史乎史乎，其责任至重”，把史学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他认为，史家的职责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着重说明历史演变的因果关系，以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将来者焉。”[2](p.11)在理论上为新史学阐明了方向，其中贯彻着鲜明的资产阶级史学功用观。
国/学/参/考
继起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十分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及其经世致用的功能。以革命家而兼学者的章太炎，他自述“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3]认为史学的兴废，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提出：“研究一国文化，当以历史学为最重要。”[4](p.757)“历史的用处，不专在办事。只在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5]并主张“以历史民族之义提倡光复”[6](p.557)，为反帝反清斗争服务。留日学生曾鲲化在所撰《中国历史》中指出：“历史学者，为学界最宏富最远大最切要之学科，社会上之龟鉴，文明开化之原理，国民爱国心之主动力也”[7]。认为史家之职，即在记录人群所表现于社会之生活运动，及其起源、发达、变迁之大势，“使后人龟鉴之，圭臬之，而损益、而调剂、而破坏、而改造、而进化者也。”[8]辛亥时期的国粹派史家，受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思想的影响，主张经世与学术、义理与考据并重，而以经世应务、“明体达用”为旨归。如陈黻宸在《独史》中指出：“国而无史，是谓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9]还提出了“史之独权”说，主张赋以史家以独立之权。邓实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10]马叙伦认为：“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11]又说：“推史之体，大以经纬宇宙，小以纲纪一人一物一事一艺，达史之用，可以促开化，可以进文明。”甚至认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学提到了学术中独尊无二的地位。
国学参考
上述情况表明，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把史学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极端强调史学的社会作用。这一时期史学的重要特征，便是强调史学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辞，走向极端。如梁启超所说“悠悠万事，惟此为大”，马叙伦所说“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过分夸大史学作用的特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历来有重视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但是，把史学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
二
从新史学的理论导向来看，他们不仅把史学的社会作用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对史学经世的功能和内涵作了新的界定和阐发。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革命派同样提出：“历史为国魂之聚心点，国民爱国心之源泉”[13]。大多数史家意识到史学为“国魂”，史学的功用主要在于服务现实，革新政治，唤醒国民，推进社会文明。如果说，龚自珍、魏源的史学经世观，基本上还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延续，那么，这一时期的新史学则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建设目标，要求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传统的旧史学，以为本阶级的政治变革服务。从根本上说，他们提出史学的功能和作用，是为当时的民族独立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已经不是为了维护旧秩序，而是为了催生新制度，因而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和阶级特色。这不仅仅在于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进化论，并借鉴了西方的史学理论与观念，也不仅在于其有强烈的目的功利性，而且旗帜鲜明地揭橥写“民史”的口号，提倡为“国民”写史，从而提出了建立为近代国民提供历史借鉴的新的史学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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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指出历史“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并以中西史学加以比较说明，西方国家最兴盛的是“民史”，而中国历代的史书，“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14](pp.59-60)，“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2](p.3)。他批评中国封建旧史学有“四弊二病”，“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2](p.6)。尖锐地指出：“中国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2](p.4)邓实在《民史总叙》也指出，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之史，遂专为君主一人一家永有之物”，而中国的史学也“永厄于专制一人之君主矣”[15]。因而他们激烈地批判封建旧史学，痛斥其锢弊人心、麻木民智的恶劣作用。基于开启民智的需要，他们特别强调要作“民史”，以“民统”代替“君统”，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主张史学应以国民为本位，新史著当“以国民精神为经，以社会状态为纬，以关系最紧切之事实为系统”，探讨“其原因、结果之密切关系，以实国民发达史价值，而激发现在社会之国魂。”[8]并提出历史应“为国民而作”，史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提供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国民资治通鉴”，史家要“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德普及于国民”[2](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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