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2004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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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邦国到王国再到帝国：先秦国家形态的演进(20041222)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以王权为特征的王国，在政治体制上属于君主制政体。这种君主制政体的权力结构虽然以王权为顶点有相对集中的一面，然而，在早期历史的条件的限制下，早期的王权是不能和后来的专制君主拥有绝对和无限的权力相比拟的。首先，早期王权是通过神权来表现的，在商代，商王是通过卜问祖先神和上帝、自然神来行事的。这就是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的“祀”。所以，无论是殷墟遗迹中的人殉与人牲，还是甲骨文中的人牲，都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专制君主的残暴，而是一种宗教行为，是其所谓宗教祭祀的需要。其次，早期王权受习惯法和传统礼制的约束，也就是说，君王必须遵循祖先留传下来的传统习惯和逐渐形成的礼制进行统治和支配民众。如若违反礼俗制度而自行其事，独断专行，便被视为不合法度，是暴君所为。第三，早期王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他力量的制约。如商代初年“伊尹放太甲”于桐宫，而在殷墟甲骨文中对伊尹有很高的祭祀，即说明了伊尹的地位。伊尹原为有莘氏之媵臣，因商汤与有莘氏联姻，伊尹得以入商为相，协助成汤处理军政大事。所以“伊尹放太甲”足以说明商初“母党”和辅政大臣力量之强大。从盘庚迁殷的《盘庚篇》中也可以看到贵族对君王的牵制力量。《盘庚下》的讲话对象是“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盘庚上》的对象是“在位”者，与《盘庚下》的对象同属贵族之列。这两篇的要旨都是劝贵族们不要助长以至煽动众民对于迁殷的不满情绪。在《盘庚上》的最后，盘庚要求贵族们做好各自的一方之长，努力工作，听他一人的命令。他重申赏善罚恶，要求贵族们认真办事，恪守职责，说话适当，否则就要受罚，后悔莫及。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君权即王权是在贵族之上的。但《盘庚篇》中也说到“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就是说，商王一向有与“旧人”即旧臣、世袭贵族共政的传统。在殷墟卜辞中，既有商的先王与旧臣“合祀”的情形，也有单独祭祀旧臣的情况。这是因为能够作祟为灾于商王的，不仅有商的先公先王，还有与先公先王一起共政的旧臣。这些旧臣是有力量的。总之，我们既不能把早期王权下的君主制政体理解为后世的专制主义，也不必把对王权的某些制约因素的存在，生硬地解释成国家的民主政体。 zgwww.net

王权王国之后是帝制帝国，中国古代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帝国时期的政体实行的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成因，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笔者以为至少战国时期郡县制的推行和以授田制为特色的土地国有制的实行，以及先秦时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左传》昭公七年）的政治理念的作用，都是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得以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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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2 1943年侯外庐在重庆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8年以《中国古代社会史》为题，由新知书局出版了初版的修订本；1955年改题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3 宫崎市定：《中国上代は封建制か都市国家か》《史林》32卷2号，1950年。贝冢茂树：《孔子》，23～31页，岩波书店，1951年；贝冢茂树：《中国の古代国家》，38～53页，弘文堂，1952年。

4 中江丑吉：《中国古代政治思想》，71～73页，岩波书店，1950年。

5 宇都宫清吉：《漢代社会经济史研究》，17页，弘文堂，1955年。增渊龍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弘文堂，1960年。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と搆造》，36～37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1年。木村正雄：《中国古代帝国の形成》，60～80页，不昧堂书店，1965年。松丸道雄：《殷周国家の搆造》，《岩波講座世界歴史4》，岩波书店，1970年。 zgwww.com

6 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山东大学出版社，1995年；田昌五：《中国历史体系新论续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

7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8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4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伊藤道治：《中国社会の成立》，7～12页，讲谈社，1977年。

10 同上注7，131～145页。

11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12 笔者主张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提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按地区划分它的国民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的设立，修正为：一是阶层或阶级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机构的设立。参见王震中：《文明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13 王震中：《祭祀·战争与国家》，《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3期。

14 王震中：《炎黄尧舜时期的战争：早期国家形成的机制之一》，刘正主编《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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