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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的四大痼疾(上)（200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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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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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应不应该是自由思想者，在先进国家早已经不构成争论，在我们的臣民教育的影响下，却构成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悲哀，尤其是历史教育的悲哀，孩子的心灵尚未舒展就已经逼仄。
在《死亡诗社》当中，基丁老师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一个人寻找自己的声音，开始得越早，找到的可能性越大，开始得越晚，找到的可能性越小。"我们的历史教育却是反其道而行之，常常以学生的年龄小做借口，向学生掩盖真相，用精心删减后的史实来体现所谓"教育的功能"，其实是愚弄学生。美国的小学历史教育常常宏大叙事，要求孩子们写的历史论文，有"关于对杜鲁门外交政策的评论"，有"对种族歧视问题渊源的探究"（黄痊愈《素质教育在美国》），题目大得匪夷所思。我不认为孩子年龄小，可以成为历史教学中对他们讲假话的理由，除非你能证明中国孩子的智商和情商都比美国孩子低，低到了我们的孩子不能正确对待真话，以至于发生意外而损害孩子身心健康的程度。
不可否认，被长期禁锢的头脑突然被解放，会出现不适应的现象，就象长期处于黑暗中的眼睛突然遭遇阳光会晕眩一样，这不能成为掩盖真相的理由，它表明了服从意识对人的摧残，更表明让孩子学会独立思考必须从小开始，在不正常的观念世界呆久了的人无法一下子适应正常的世界，一个高一的学生曾给我写过这样一封信，让我理解了这种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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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老师，我恨你，佩服你，同情你，希望永远都不会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因为你让我感到卑微、惭愧、痛苦。我渐渐地可怜自己。
当你第一次来上课时，我觉得你很博学。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但几节课后，我就对历史不感兴趣了，对你讲的那些也不感兴趣。我根本不关心中国的什么制度，什么真相被淹没，什么不公正的评价。我最关心的是我的成绩，我觉得那些很无聊，是自找苦吃……
我不要痛苦地生活在真相中，我愿意随大流，愿意愚昧地、快快乐乐地活一辈子。我不知那样的生命是否有意义，但在我看来，生命的意义是无法诠释的。我知道人要心安理得地活在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如果超越了那个时代就注定了要独自一个人地漂泊在错乱的时空当中。
对不起老师，请允许我辜负你的牺牲，选择做一个没有思想的庸人。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你会是我难忘的好老师，我想不论是支持你还是讨厌你的那些学生，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定是你！因为他们有的已经有胆量认识真相，有的只是害怕那样做，时间，时间会让他们有一天认识真实，认识你！"
这封信让我百感交集，我既对同学给予我的信任而由衷地感激，又对他对真相的畏惧感到难过，他还只有十六、七岁，却已经没有了梦想，丧失了享受思想的能力，体会不到精神世界发现的乐趣。同时，这封信也让我深思，一个人有没有拒绝自由的自由？我们是否应该给予他和追求自由的人同等的尊重？这个问题我将另外著文阐述。我不愿把"臣民"一词用在这孩子身上，但我的确感觉到了臣民教育的罪恶，我自负地想到，如果我从初中就开始教他，那么他现在绝不是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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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僵化的唯物史观
我们中的许多人开口"历史唯物主义"，闭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仿佛那是不证自明的公理，在讨论问题之前往往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预设前提，唯物史观就如同文革时的毛泽东，压根没有人想到它会有问题。
在认识历史人物的作用时，人教95年社出版的《高中世界近现代史》教参（现在在使用）第 116页，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还可以看到，拿破仑夺取政权，是时势造成的，即当时的法国需要这样一个军事**者，来维护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样一个人，那么他的角色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这段话完全是马恩言论的翻版，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69页）中写道："如爱而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都需要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换句话说，这些人之所以伟大并不归功于他们的卓越才能，而应归功于历史的必然性。恩格斯也作了完全相同的表达，他在致施塔尔根堡的信中说："恰巧某个特定的任务，而不是其他的人，在一定时局出现于某个国家，这当然是一种纯粹的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另一个来人代替他，而且这个代替者总是会被找到。恰巧拿破仑这个特定的科西嘉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尽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也会有另一个人来填充他的位置；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总会被找到：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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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胡扯，接受这样的立场就等于智力自杀。认为假如不曾有过拿破仑，某一个别的人，而不是他，就会成为拿破仑（这就是说，就会完成拿破仑的工作），于是把下述事实当作论据提出来，即社会每当需要一个伟人时，他就总会被找到，这在逻辑上是幼稚的。这是因为，当社会需要一个伟人时，我们是怎样知道的呢？当然不是在他出现之后，对他的需要必定是先于他的出现而存在。但是，社会是否只是在当恺撒、克伦威尔、拿破仑和其他人出人头地的那些时期，才需要伟大人物呢？说社会总是需要伟人，事实上更加准确。那么伟大人物为什么并不总是随时都有的呢？当蒙古人蹂躏俄国并阻挠它的发展的那个时候，伟大人物在哪里呢？为什么19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没有一个伟大人物起来团结全国反对西方列强呢？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时，中国的伟人隐藏在哪里？当1921年的意大利、1923年的德意志在客观上已经具备了革命条件时，伟人在哪里？那时不需要他们吗？假定拿破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出现的时候，存在着对他们的需要，我们怎么能担保说那种需要，如果不是被这些人，也会被象他们"一样伟大"的别人所必然付诸实现？试想，假如列宁在瑞士流浪中已经病逝，那么，俄国革命在1917年11月会发生吗？而假如俄国革命在1917年10月不曾发生，俄国以后的事件是否会采取同样的进程？假如拿破仑在第一次远征意大利时丧命，欧洲的历史是否会有所不同？假如苏拉在公元前82年，除了剥夺恺撒的财产和祭司的职务以外，不听从修女们的调停，并按照计划执行了恺撒的死刑，那么罗马会上升到世界帝国的顶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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