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下)(200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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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下)(20041215)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可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的最主要作用，是用劳动从起源上就把人类和动物区别开来。而现在，人和猿却可以共同适用于这一命题。显然，这一条命题的界定意义，已经失去。那么，这一条命题的存在价值还能存在吗？恐怕是很困难了。

让我们再进行一些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不会忘记，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觉察到，恩格斯的文章题名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表明他关注的是从转变开始到转变实现的这一阶段中劳动的作用。但根据他自己的界定，“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而“制造工具”的劳动已经是人类社会与猿群区别的界限，被纳入人类社会的特征范围。这就是说，真正起到了转化作用的不是“真正的劳动”，而是猿群所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假劳动”或“准劳动”。因此，他的命题和文章题目的更准确的提法，其实是“准（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和《准（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他这篇文章在逻辑上的一个不可谓不大的失误。但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弥补这一逻辑失误的机会。因为猿类原来是会制造工具的。这样，我们就会看到，原来被当作是猿类从事的不会制造工具的“准（假）劳动”，其实是会“制造工具”的“真正的劳动”。这样，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似乎也就可以是由“真正的劳动”促成的了。这样“准（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似乎也可以去掉“准（假）”字，而还原成为原来意义上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了。文章题目似乎也同样如此。但仔细一想，又不对了。因为这样一来，命题的自相矛盾是避免了，但把这命题和客观事实相对照，这命题的更为至关重要的真实性却产生了问题。因为非常明显的是，既然劳动是能够把猿“创造”成人的，而这些现代类人猿又是能够从事“真正的劳动”的，那么它们为什么没有被“创造”成人呢？要知道，这些类人猿以能够制造工具的方式从事谋生劳动，历时是决不短的。国际灵长类学研究会副主席、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理查德.伯恩先生根据现代类人猿“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是如此之快”1推测，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在和人类的祖先还没有分道扬镳时就可能已经具有制造工具的能力了。人、猿的分途在约700万年前。这就是说，现代类人猿从它们的祖先发展至今，能够制造工具最起码也有几百万年的历史了，但它们却并没有被劳动创造成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它们离开人类的水准还何其遥远。看来，劳动的内涵不管采用的是“准（假）的”，还是“真正的”，要确立“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都是相当困难的。国/学/参/考

一些科学和实验结果所导致的结论，也使一些在研究人和动物的区别的学者产生不小的困惑。在部分研究者们中，又根据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和观察，试图对人类劳动的内涵再提出一种新的定义，来区别人和动物的能力界限。例如，一些科学家曾经提到过，说人的劳动是能够使用“制作工具的工具”2或者叫“加工工具的工具”3的，而动物却不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有的学者据此提出“只有出现了加工工具的工具之后，才算是真正开始了人类劳动的历史。”4不过，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说动物不会使用“加工工具的工具”，还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事实。另外，从逻辑的角度，我们也还很难论证“制造工具”和“制造工具的工具”之间，有怎样程度的足以构成人、猿区别的飞跃。再有，我们已经知道，猿和人的祖先，在分途发展之际，起点都差不多，都会“制造工具”了。可是，它们其中的几种发展到今天还是只会“制造工具”的类人猿，作为人类祖先的这一支，却发展成了能够使用“制造工具的工具”的人了。如果“制造工具”的劳动实践活动本身，真的是由猿向人转化的关键环节，那么，这种大相径庭的结果，是不会出现的。这种两种结果的差异告诉我们，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还有别的重要因素在“制造工具”的后面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值得我们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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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应该提到我国的著名学者李泽厚先生。他似乎相当早地就注意到了有关动物能够制造工具的新的事实，及其必然会引起的问题，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不过，他的思考带有处变不惊的色调。也为我国许多学者所认同。值得我们做些考察。他曾写道：

动物在实验室或自然条件下也使用甚或“制造”工具，但它们只是偶发性的（不是大量的，不可缺少的）或单一性的（一种工具或一种使用方式），在维系其族类生存中不占主要地位。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史中，使用工具的活动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所以它才产生了猿类所没有的人的双手。5

这里，我们看到，李泽厚先生认为，猿类对工具的使用和制造是“偶发的”，而人类的祖先的这类行为却是“普遍必然的”。6他并指出，在这似乎仅仅是量的差别中，“却有‘量变成质’的巨大含义”。也就是说，猿、人之间的质的差别即由此而生。

首先，我们看到，这一提法与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恩格斯的观点是在制造工具的“有、无”之间；而李泽厚的看法却是在其“多、少”之间了。但是，恩格斯并没有为他的观点的松动留下空间。在普遍认为石器是被制造出来的最早的工具形态的情况下，恩格斯明确地断言：“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7其二，如果我们不把恩格斯的观点当作绝对标准，而来看看李泽厚先生对制造工具行为的两类方式的描述：一类为“偶发的”、“个别的”、“短期的”、“偶然的”、“自发的”、“个体的”8和另一类为“大量的”、“广泛的”、“不可缺少的”、“普遍必然的”，9我们会感到，这些只是很表浅的现象性描述。要说明人、猿的区别之因，只停留在这样的层次上，是绝对不够的。因为，不管李泽厚先生是否意识到，他实质上已经移动了恩格斯的看法的关键点。既然如此，他应该对他所描述的图景的成因有所说明。猿类是动物，人类的祖先也是动物，而且它们是从同一祖先发展而来。它们制造工具的能力初始之际当然也不可能有如何巨大的差别。凭什么人类的祖先就走向“普遍必然”云云，而猿类就始终滞留在“偶发”、“偶然”之境呢？如果不想堕入神秘主义的迷雾，对此成因作出说明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是关键所在的。其三，如果今天猿、人之间的巨大差别，确实是由“制造工具”的实践活动的量的差别造成的，那么李泽厚先生仅以“偶发”、“偶然”之类词汇作一下限定，便以为可以不必伤筋动骨而维系自己原有理论体系的天下太平，那是有欠思考的。因为“偶发”、“偶然”之类词汇，虽然可以意味着数量少，却决不意味着没有内在的机理和依据、可以掉以轻心。事实一旦经由确认，不管其是否“偶发”，到位的研究是决不应该将之轻易放过、而应该穷究其内在机理的。而且，也必然有其内在机理。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几近文盲的老妪，突然在某一天发表了一篇精彩的美学文章，美学家们和教育学家们会不会满足于以“偶发的”一词所做的解释，而不想去搞清其真相和成因呢？我想不会。而且可以断言，那里如果没有骗局，就一定会有人类智能规律方面的重大发现。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可以说，当我们今天已经确认了猿类也能制造工具的事实，其实就意味着一场须要伤筋动骨的理论体系的调整正在拉开序幕。对之作“偶发的”之类的界定，其实是相当于给自己戴上了一副毛玻璃制作的眼镜，无助于看清对象，反而使对象从视界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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