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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人说”的现代科学审视(下)(2004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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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网络文摘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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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到我们原先的问题上，笔者的看法却是：即使我们再做调整，恐怕也无法维护原来的命题“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准确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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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 理查德.伯恩：《会思维的猿——智力的进化起源》，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271页。
234 郑开琪、魏敦庸编：《猿猴社会》，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111、121、121页。
56 李泽厚：《试论人类起源（提纲）》，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80、179页。
7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50页。
89 李泽厚：《试论人类起源（提纲）》，载《李泽厚哲学美学文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184、179~180页。
3． 制造工具、社会化、口语三者的关系——从猿到人起飞点的精确定位问题
我们还要考察一下劳动、社会化、口语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三者在人类的诞生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恩格斯在他的文章中对这三者都注意到了，并且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也都予以了描述。这再次使我们觉察到了恩格斯的犀利。不过，他究竟是如何来认识这三者间的关系的，却仍然关系重大。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观点细加观察。为方便起见，我们也将他的表述编码引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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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1
（第二段）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2
（第三段）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变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3
应该说，在上述的论述中，恩格斯所展开的理论发展线索还是十分明确的。他论述了劳动作为第一推动力，对于作为人类祖先的猿类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发展的推进。这里论述的连锁反应式的进程，在当时的科学视野中，应该是显得相当严密的，不易发现什么问题，但在今天，当我们知道了现代类人猿早就普遍具有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的时候，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我们首先就会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既然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是这一切发展的决定性推动者，那么，为什么几百万年以来，这些现代类人猿所具有的社会化程度和语言程度，仍然还是与今天人类的社会化程度及语言发展程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呢？在这种差别里，我们难道不可以断言，一定有什么别的因素在其间起了重要的作用吗？当然，在恩格斯的时代，对猿的能够“制造工具”的“劳动能力”还没有发现，所以，要能够对于以后产生的巨大进化差异的原因作出比恩格斯更深入细致的洞悉，确实是难乎其难的。也因此，我们不能以此苛求恩格斯。但是，我们今天却不应该不看到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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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社会化和语言这三者的关系中，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更为密切，是十分明显的。而在社会化与语言的关系中，我们看到，语言的存在，虽然有助于社会化的发展和增强，但却不能决定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相反，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却是以社会化的需要和存在为前提的。通俗地说，个体不会仅仅为了要说话，就结成社会、发展社会。社会的结成和发展，首先是个体为生存所需、甚至为生存所迫。没有这种生存的压力，社会化即使出现，也会长期地处于稀松的状态，更谈不上发展出发达的语言。所以，在社会化和语言的关系中，社会化是更直接的主导性的、驱动性的。在上述第二段、第三段引文中，我们看到，恩格斯都直接地将劳动和语言联系在一起，将劳动直接作为语言产生和发展的驱动因素，应该说是不严密的，甚至是不准确的。现代猿群早就会“劳动”，却远没有什么发达的语言，就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我们再向前追溯，看一看社会化的发展和劳动的关系。用恩格斯在第一段引文中的说法是“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化的发展。应该说这一判断有相当的合理性。分工和合作能够相当显著地提高劳动的效率，是社会化方式会被采取的一个明显的理由。不过，在启动的阶段上，恐怕还不如此简单。因为合作共存，也是会要每个个体付出相当的代价的。会使个体受到相当的约束和牵制。没有外力的施压，仅靠劳动的内在的逻辑运动，怕是不易促成的。这一点，我在有关文章里，也已作过探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了。现代类人猿的祖先“劳动”了几百万年，它们的子孙现代类人猿的社会化程度，比起人类仍有云泥之别，便是一个明证。这里，我们看到了恩格斯又一次直接单线索地将社会化的发展归因于劳动。我们仍然认为这是有欠准确的。其实，在我们看来，这种持续地几乎是预先设定的要突出劳动的意图，使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滑过了可能触摸到通向事物更深层玄机的洞口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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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课题，笔者通过一些较系统的探索和著述，4提出的命题是：
在承认自然力是人的最本源性创造者的大前提下，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达到使用口语水准的社会化谋生活动（或曰劳动）使猿进化成人（或曰创造了人）。
在以上表述里，除了对自然力条件的明确肯定，我们还突出了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而口语这一要素，更准确地说，是对于社会化这一要素所应达到的程度的更具体的限定。我们之所以要刻意突出这两个要素，决不是要吹毛求疵，这是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最主要论题——界定人、猿分途之因所决定的。因为只谈劳动——尤其当使用经典中的“真正的劳动”（能制造工具的劳动）的内涵时——是无法在猿和人之间做界定的。“劳动创造了人”，和“劳动创造了猿”可以同时并存。仅凭劳动，猿无法实现向人的转化。虽然说恩格斯也提到了这两个要素，但都是作为劳动的必然派生物而加以处理的。故而把它们都记到了劳动的“功劳簿”上了。但实际上这是不准确的。劳动并不能仅凭自身的力量而逻辑地直趋社会化和口语。这也为今天现代类人猿的存在现状所证明。而只有在自然之力的强行推动下，社会化和口语这两个要素才会介入进来、强化起来，才能最终促成那石破天惊的飞跃——从猿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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