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布洛赫对西欧封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贡献(2004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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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对西欧封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贡献(20041203)

来源：网络文摘作者：国学发布时间：1969-12-31

　（原刊《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感谢张绪山先生推荐并惠寄该文电子稿！）
在西欧中古史领域，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都堪称经典之作。在该著中，布洛赫基于对封建制度的全面理解，突破了西方学者主流解释传统的羁绊，用宏阔的历史新视野重新审视与解读西欧封建政治史，为推动政治史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史学界对西欧封建政治的考量盛行过两种传统学理模式。其一是19世纪后期萌发的“宪政主义”模式。它竭力回溯到中古西欧去探寻近代宪政理想和制度的源头，将残余的日耳曼原始民主制的观念和习俗加以放大，构建起一个“日耳曼传统”的神话，将国王的权威“矮化”为受到束缚的私家个人权力，阐发贵族、教会依据这一传统对君权的扼制。其二是滥觞于20世纪初的更为流行的“封建政治分裂割据”模式。按其解释，封建制度（feudalism，即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关系）与国家君权截然对立，土地逐级分封与封君封臣关系的形成，导致了国家主权的层层下移与分割，各级领主成为其领地内的主宰，由此导致了王权孱弱与政治割据。应当说，这两种学理模式都并非不经之谈，它的某些认识与西欧封建政治不乏契合之处。然而，由于历史视野比较狭隘且带有浓厚主观色彩，这两种学理模式所解读出来的结论常常难以经得起史实的检验。至少，从11世纪后期开始崛起的英法两国的封建王权，就足以证明这两种模式存在着严重缺陷。因此，不少聚焦在封建王权的属性、地位与基础的重大问题，如分裂割据、王权孱弱是否是西欧封建政治的主要特征，封建国王是否拥有统治王国的公共权威等等，必然要引起西方史学界的反思。随着历史视野的扩大与相关研究的深入，一些西方学者力图从旧的学理模式中“破茧而出”，希望从中古西欧社会中去寻找促进政治整合、国家统一与王权发展的历史因素，对西欧封建王权的属性与地位作出合理的估量。布洛赫就是当时这类学者中的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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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封建制是西欧封建政治史研究的关键。19世纪西方传统的“封建制度”（即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关系）概念，是西方史家从中古法兰克国家北部即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的若干典型史实中归纳和抽象出来的。正是基于这个不尽准确和较为偏狭的学术概念，西方史家致力于发掘封建制度中的不利于王权建立和发展的“逆向因素”或负面效应，夸大封建离心倾向对王权的扼制，阐发封建“契约”对君主的束缚，并不问各国的具体情况如何，用逻辑推理的方式来构建起了涵盖整个西欧的“封建政治分裂”的学理模式。布洛赫则不同，他勇于探索，独辟蹊径，摈弃了传统的“封建制度”概念，将它看作一种在东西方都存在过的社会类型，进而以宏阔的视野去考量西欧封建政治。在布洛赫看来，封建制度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古西欧的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关系，而是一种在东西方历史中曾经普遍存在的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形态。在西欧之外，还存在着类似的埃及封建主义、希腊封建主义、中国封建主义、日本封建主义。特别是将西欧与日本的中古历史相对比，更可知道“封建主义并不是‘在世界上只发生一次的事件’” 。此外，即便在西欧，封建制度也并非铁板一块的统一的制度模式。布洛赫详尽分析了包括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关系、庄园农奴制在内的各种人身依附制度。他认为，西欧封建制度是在日耳曼蛮族大迁徙打断了罗马古典国家发展进程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以土地占有为基础而形成的以人身依附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在封建社会，“独特的人际关系纽带是从属者与附近首领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又逐渐向各个阶层扩展，形成层层统领与附属的社会等级链条，“土地本身之所以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它能够使领主通过提供报酬的方式而得到‘人’” 。此外，布洛赫也没有将西欧的封建制度看成是一个静态的恒定的社会，而是从动态的角度将其划分为变化与发展的两大社会阶段。这样的理性认识使布洛赫摆脱了传统学理模式的束缚，注重从封建社会中去发掘“趋同”、“顺向”的因素，来阐明封建国家与王权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为以下诸方面。 zgwww_com
其一，从封建社会的发展态势上来分析国家、王权兴起的必然性。布洛赫认为，在封建社会的第一阶段，西欧经济落后，交往闭塞，商业不兴，观念迟钝，因此，国家权力分散，各种人身依附关系得以逐渐构建。自11世纪中期开始，随着大规模的垦荒运动，西欧的耕地扩展，人口增加，商贸扩大，城市勃兴，工商阶层形成，为君主集权创造了条件。一方面，“货币流通日趋活跃，规模不断扩大，税收和领取薪俸的官员再次出现；军队付酬制开始代替世袭契约役务这种效能低下的制度”，使君主有了构建官僚政府的可能，同时也为国家“至尊权威”的构建提供了巨大财源。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所促成的世俗教育和罗马法的复苏，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君权传统之价值的理解，而且培养了一批能够运用法律的“社会精英”，为英国、法国的封建王朝提供了优质的政治资源。同时，由此而出现的“行诸文字的习惯及对这种习惯的潜在意义的不断重视，使国家可以建立档案”，确保了政府工作的真正连续性，并预示着新的国家官僚体制的崛起。
其二，辨证地分析“封建制”（封君封臣制）对君主权力的影响。布洛赫承认，封土制与封君封臣关系的确包含着政治离心倾向，它所导致的个人的人身依附关系，是构建、实施国家公共权威与官僚制度的障碍，“必然导致权力分割。由此，王权发展曾一度受到遏止，“无数小首领所行使的政治权力在外表上大部分是僭取‘国王’的权利” 。不过，布洛赫并不一味认同“封建政治分裂割据”论。在他看来，仅仅以此而认为“封建制”导致主权分割与王权孱弱并非合理，因为这是一种“因果倒置”，恰恰是国家权力的孱弱才使“封建制”得以出现：“封建主义是与国家的极度衰弱，特别是与国家保护能力的衰弱同时发生的” 。由此，他对“封建制”在加洛林帝国时期的成长作了大量论证。布洛赫始终相信，封君封臣关系其实也包含着有利于王权存在和发展的因素。他指出，9世纪以后，依附于王室的封臣拓展势力，很快变成地方封建诸侯，这样，君主不仅是全体民众的统治者，而且成为众多附庸及他们的更多的依附者的最高领主。这样看来，“王权的封建化到处都有助于维护阶梯的连续性。在国王不能行使其作为国家首脑的权威的地方，他至少能够利用由那个时代所知道的最强大的人际关系的情感所维系的附庸制的法律武器来为自己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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