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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乐的兴起及词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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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国学 发布时间：2007-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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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起源于民间，但在１９００年敦煌石室打开之前，研究中很难见到民间作品。直到敦煌卷子中的词曲面世，才补救了这方面的缺陷。敦煌词曲数量很大。其中有温庭筠、李晔（唐昭宗）、欧阳炯词共五首，其馀为无名氏之作。作者范围广泛，多属下层，写作时间大抵起自武则天末年，迄于五代。其中最重要的抄卷是《云谣集杂曲子》，收词３０首，抄写时间不迟于后梁乾化元年（９１１），比《花间集》的编定（后蜀广政三年，９４０），早出近三十年。所用词调，除《内家娇》外，其馀１２调，《教坊记·曲名表》均有著录。其中有慢词，亦有联章体。
敦煌词创作的早期性与作者成分来源的民间性，使作品从内容、体制到语言风格，教表现出这些初起的词，初步脱离一般诗歌的大文化系统，开始独立成体的过渡性特征。朱祖谋跋《云谣集杂曲子》云：“其为词拙朴可喜，洵倚声椎轮大辂。”可以用于对整个敦煌的评价。
词与诗在题材内容上各有自己的领地。诗歌界域宽广，而词多言闺情风月。敦煌词虽亦多写男女之情，但同时又有更广泛的取材。如写晚唐动乱局面：“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酒泉子》）；写坚守敦煌，威镇荒服的边将： “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菩萨蛮》）；写商人逐利，“客在江西”，或富、或贫、或死的不同境况（《长相思》），均为后来词家所未曾写到。即使是词中最普遍的妓女题材，敦煌词中也展开了文人笔下所未曾有的侧面。如：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望江南》）文人词中即不易见到这种不愿受损害、受凌辱的呼喊。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说：
国学参考
今兹所获，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居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莫不入调。
这样多方面的内容和题材，为五代宋初文人词中所无。说明它在取材上还没有和一般民歌或一般诗歌分疆划界，进入词所特有的窄而深的领域。
敦煌词在体制上亦属粗备型体，未臻完全成熟。如字数不定，韵脚不拘，平仄通押，兼押方音，常用衬字，等等，都说明词格宽，声辞相配要求不严，用韵方法简单，处于草创阶段。另外，敦煌词所咏内容，一般与词调大致相符，这种所谓“咏调名”的现象，与其后词在内容上离调愈来愈远不同，亦属早期词调初创时的特征。
敦煌词造意遣词保存了民间词的素朴风格，富于生活气息。如：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菩萨蛮》）
一连展开六种比喻，全用民间成语中认为不可能的事，很像汉乐府《上邪》情侣的信誓而造意更为新奇。
敦煌词代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作者来源复杂，各篇在体制上成熟的程度不同，从思想内容到表现上的工拙、精粗、文野、差异很大，拙朴固然是其本色，但也有不少作品讲究词藻华饰，甚至文与白、纤巧与朴拙，并见一篇之中。同时，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出重心向抒情方面转移，以及市井化，甚至艳情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经过编订，可能也经过润色的《云谣集》中，表现更为突出。因此，敦煌词作为“倚声椎轮大辂”，应不止在于具有词处于萌芽状态的拙扑，同时还在于它多方面显示了过渡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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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体在民间兴起后，盛唐和中唐一些诗人，以其敏感和热情，迎接了这一新生事物，开始了对新形式的尝试。
张志和，肃宗时曾待诏翰林，后放浪江湖。大历八年，他曾在湖州刺史颜真卿席上，与众人唱和。张志和首唱，作《渔父》五首，第一首云：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江南的景色，渔父的生活，都写得极其生动传神。这组词不仅一时和者甚众，而且远播海外，日本嵯峨天皇及其臣僚，也有和作多首。张志和生活在江湖间，《渔父》当是民间流行的曲调，为其所用。
韦应物和戴叔伦的《调笑令》反映了边塞景象：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韦应物作）
边草，边草，边草尽来兵老。山南山北雪晴，千里万里月明。明月，明月，胡笳一声愁绝。（戴叔伦作）
《调笑令》为唐时行酒令所用曲调名。上引两首《调笑令》，多互相契合，韦词以“边草”结尾，戴词以“边草”开关。两首词这种契合，符合酒令中“改令”、“还令”的要求，可能是唱和之作。从张志和等人以来的这些唱和，说明大历到贞元前后，填词的风气，在文人中已相当流行了。
元和以后，作词的文人更多。白居易、刘禹锡曾被贬于巴蜀湘赣一带，受民间文艺熏染颇深。两人都爱好声乐歌舞，经常为歌者作诗填词。如：
国/学/参/考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江南忆，其次是吴官：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白居易这三首《忆江南》，首章首句“江南好”，摄尽江南景物种种佳处，总绾三章。二、三两首分咏杭州、苏州胜景，而又均承首章结句：“能不忆江南。” 三章自具首尾，而又脉络贯通，浑然一体。适应曲调的要求，把一组词写得这样纯熟完整，说明文人运用这种韵文新体裁，已经得心应手，词体更显稳定了。刘禹锡《忆江南》自注：“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也说明新体裁日益成熟，诗词分界日益清楚。他的《忆江南》：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浥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
这词已不再咏调名本意。女性和闺阁的气质突出了，比白居易的词在意境上更加词化。透露了词在文人手中自觉而迅速演进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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